筚路蓝缕启山林

——读《张公瑾文集》随感

胡鸿保

张公瑾教授八十华诞之际，我参加了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学院举办的庆寿研讨会，读到了三卷本的《张公瑾文集》（以下简作《文集》，引用时仅随文夹注卷数和页码）[1]。尽管只是选取了我能够读懂的部分文章，看过之后还是有很多感慨，加深了我对于张老师和他那一代民族学家的了解。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张老师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与研究工作至今，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他在傣族研究、民族古籍及文化语言学三个方面均有建树，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成功学者。

在庆寿活动的答谢致辞中，张老师说到，“我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话甚简单，含义却非同寻常。我读《文集》，追忆此语，体会更深。集中卷首的“自序”、《20世纪50年代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调查工作的回顾和体会》（卷二）、《诗联一束》（卷三）等文字以及两个附录[2]（卷三），很能够反映出一代学者的学术人生。这是一个大变动的不平凡的年代，现在看来也确实是一个创造奇迹的时代。新中国的民族研究在许多方面是筚路蓝缕、艰苦创业，而张老师正赶上了这样一个时代。“自序”告诉我们，作者的青年时代是在不停的运动中渡过的，60年代初在校农场劳动两年、两期“四清”也是两年，“文革”中在干校劳动一年半[3]，“重体力劳动和极度饥饿感的真正滋味”便是在那种情况下体会到的。然而，张老师今天回顾起来并无遗憾：“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历，后来遇到的各种困难就都算不上什么了”。

1961年于西山中央民族学院的校农场养牛、挤奶期间，张老师写的记事诗中有两句是：“晨昏搓草勤喂牛，昼夜偷闲争读书。”（《西山记事》）另外一首在1964年冬“四清运动”中写的《凉山三同诗》里则有如此描写和感受：“竹筐运肥肥灌颈，木桶揹水水湿衣。山头割草嫌腿短，云间播种怨天低。辛苦耕耘换胎骨，冒出书斋辨东西。”局外人读来品味，当事人晚年的学术丰收，实在是早年非常环境中坚持“耕读”并举的结果。

张老师卓有建树几个研究领域，很多工作都是白手起家、具有开创性的。如学习西双版纳傣文没有参考书，就完全靠自己“从有关无关的材料里去提取一些有用的东西”。比如当地的小学课本、政府机关下发的傣文文件，还有1956年西双版纳出的一种傣文的小报《消息报》。（卷三，526页）现在收入《文集》中的《傣语语法通论》也是当时摸索着在教学实践中写出的。“自序”中有这样的解释：“这部通论的价值就在于我在许多地方，不仅讲了一句话傣语这么说，还讲了不能那么说，……。这样的写法，如果不是结合教学实际，怕也是不容易写出来的”。（卷一，3页）又如在天文历法方面，“文革”期间有了机会参与“少数民族天文历法”研究项目，他就尽可能找来有关汉历和印度历法方面的书阅读，遇到困难随时向专家请教。“同时我还有机会有针对性地参观北京天文馆、天文台和建国门的古观象台的各种陈列和解说。晚上有机会就看天上的星星”。（卷三，529页）

张老师的勤于思考，在生活中随处表现出来。比如，1950年代在西双版纳调查是碰到土地面积的丈量问题。张老师在实践中得到启发、深有感触，“原来土地面积这样客观的事实，其实认识方法不同，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当地人“按种子数计算出来的面积，却能够反映出劳动量和产量的多少，它与人的活动的效果相联系，应该说是更加实在的”。（卷二，143页）

张老师去年在接受学生采访中说到，他一生只有一次选择，那就是1951年从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系转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民族语，此后就与少数民族结下不解之缘。他在访谈时用到两个词：“随物赋形”、“不随波逐流”[4]。我想，这跟他引用的《西游记》里一首《西江月》的下半阕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5]，是他学术人生成功的经验之谈。

  1980年代初，张老师潜心钻研语言学史与语言学理论，并在80年代中期的文化语言学中国潮中成为最早的“弄潮儿”。他曾应邀与林耀华、金天明等先生一起给我们讲授《民族学基础》，承担其中的“语言学专题”部分[6]。当时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生部总共不过20多名硕士生（没有博士生）。张老师的讲课非常认真，还随堂分发了他精心挑选复印的论文和部分论著的有关章节，如阿巴耶夫：《语言史和民族史》、张公瑾：《社会语言学与中国民族学史研究》。现在重新读到《文集》中的某些话语，如被多次援引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梅耶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萨丕尔的《语言论》、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等论著、格里姆的名句“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历史”以及南诏德化碑刻一位傣族将领的名字“赵龙细利”等，会让我觉得十分亲切。

按照弟子丁石庆的总结，张公瑾先生的学术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80-90年代属于“学术思想形成期”，论文《社会语言学与中国民族学史研究》（1982）和论著《文化语言学发凡》（1998）堪当此时期的前后界标。[7] 我们当年听老师授课正逢这一转折时期。课堂上老师给我们讲授了语言学史，讲到了施莱赫尔的“语言谱系树”，也讲到了萨丕尔的“沿流说”，只是还没有引进混沌学的理论。后来张老师提出“河网状”的演化模式以纠正“谱系树”理论，依据混沌学平衡与平衡破缺的原理重新论证了“沿流说”。（《继承与创新》，卷一，65-72页）对照听课笔记，再读《文集》“自序”里说的，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是作者“60年来理论思维的结晶”，我感受到了一位真正学者数十年风风雨雨里永不止步的进取精神。莫问如何修种，果熟自然红，确实不失为一种生动形象的比喻。

《文集》里有多篇近些年写的“书序”，读后我有三点感受较深。

一是怀有理论目光来从事经验研究。新中国的民族研究在起步阶段面对的是民族国家的建设、海量的民族工作实践。很多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民族学者，尤其是语言学家，能够成为某一具体问题方面的专家，但也常常停留在“专家”的位置上，没有进一步晋升。张老师则有理论的自觉，能正确把握好“特殊”与“一般”的辩证关系，使个案研究的意义得到充分的发掘、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他以摩尔根的易洛魁人研究为例，指出摩尔根不仅仅局限于撰写一个部落的报告，而是把他们的社会形态看成是人类古代社会的一种模型，赋予其人类历史研究的普遍意义。张老师认为我们应该有摩尔根的眼光，认识到我们所研究的少数民族中许多别具特色的文化现象的普世性意义。（卷三，404页、445页）

二是作为一位导师，需要有高远的理论追求，正是因为有了对于研究学科的“顶层设计”，才能够成为一代领军人物，引领一个学术团队开拓一片新天地[8]。2005年以来出版的6部“混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为主题的研讨会论文集，都有张老师撰写的“序言”（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报告）；张老师还在为他指导的博士生论文修订成书出版时为他们作序，这既是鼓励提携后学，同时也是在推进混沌学派的文化语言学研究。

在黄平文《论文化接触对语言的影响》的“序”中，张老师介绍该论著“既吸收了萨丕尔的沿流说，又应用了混沌学理论中关于系统的外力扰动和平衡破缺的认识，……在壮语演化的研究中，另辟蹊径，别开生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卷三，434-435页）《<二语教学的纠错反馈——混沌学视野下的研究>序》中，张老师肯定了门生洪芸的成就，指出“她应用混沌学的整体观和非线性的方法来观察语言教学问题，这是一次思维框架的转换，它对课堂教学的意义，就不仅仅限于对外汉语了”；“她的开路之功，功不可没”。同时，老师还表达了对广大学子日后研究的殷切期望，“混沌学在第二语言教学的舞台上，还可以演出很多精彩的情节来。这不是我现在对洪芸的书的要求，而是期待后来者做的事情。”（卷三，451-452页）

 三是张老师为人治学的谦虚谨慎，使得师生之间洋溢着一种家人般的亲切和谐气氛。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除了需要有鲜明的理论观点支撑外，一位卡里斯玛型领袖（charismatic leader）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为丁石庆《双语文化论纲》写“序”时，张老师既肯定此书是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理论著作，同时一抒己见，“借本书出版的机会，表达一种与作者结论不同的观点，借此引发对这一问题更深入的讨论”。（卷三，407-408页）在为杨民康的《贝叶礼赞》做的书序中，他除了对傣族文化的典型特色和自然风光有夹杂个人美好记忆的生动描述外，还对后来者作出超越前辈的成绩表露出由衷的喜悦。（卷三，416-417页）在为王锋《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写的序里，结尾的话语是：“我是研究少数民族古文字的，现在如果再有人向我问到有关汉字系民族文字方面的问题，我会告诉他：请去找王锋，我不如王锋。”（卷三，423页）

另外，戴红亮在毕业八年之后修订出版当年的博士论文《西双版纳傣语地名研究》，读张老师的“序”和作者的“后记”，更让我体会到了他们师生情谊的深厚根基。戴红亮入学时老师已年近古稀，但他还为这博士生单独讲授老傣文和文献，手把手地教学生认识傣文字母。据我所知，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学界实属罕见。得此导师，戴红亮幸甚！而张老师则在科学地评判学生成绩的同时抒发了指导、阅读这篇论文的个人怀旧情感：“一个个熟悉的地名展现出一幅幅绮丽风光和欢声笑语的画图，使我回到了那青年时代挥洒朝气和与老乡三同的激情岁月。……特别是那些小村子名字，……它们使我想起秋收时分配的欢乐、扫除文盲时的朗朗读书声，还有那寺院中堆积着的贝叶经”。[9]

作为一位在傣族研究领域的“老兵”，张老师说“傣族研究是我的立身之本”（卷一，自序），我们或可以说傣族文化已经成为他思想感情的一部分。联想到在庆寿活动中，当我听到张老师的门生代表虎月放[10]发言说傣族人民感谢你，见到这位傣家女为张老师挂上傣族传统的挎包、戴上民族帽，我觉得面前站着的活脱就是一位老傣。

2001年一次报告中，张老师谈到，要体会一个民族的理念和感情，就一定要学好这个民族的语言。他举出一首傣族长篇叙事诗里描写浓雾笼罩着田野和村庄的四个傣语字，来说明汉译难以传达出傣语原来的韵味。“这四个字，使我想起了曾在那里扫盲的曼沙，那佛寺，那茫茫的坝子，那清晨的浓雾，那树枝上发出滴答声的水珠……这四个字经常唤起我对西双版纳亚热带风光最深刻的思念和最深沉的回忆。”（卷二，146-147页）我以为这应该是人类学研究中所谓“移情”或“神入”（empathy）的最高境界的现实典范。纵观百年中国民族学史，又有几人修为能臻此佳境？

今天，张公瑾老师仍然精神矍铄，笔耕不辍。我们祝愿他健康长寿，学术之树常青。

[1]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编：《张公瑾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

[2]附录一，戴红亮：《张公瑾传略》；附录二，揣振宇：《张公瑾先生访谈录》。

[3]张老师告诉我，1964-66年他参加的两次“四清”，一次是在四川凉山，另一次是在广西三江；1971-73年中央民族学院的干校设在湖北潜江县的沙洋。

[4]张莉、曾宝芬（问），张公瑾（答）：《默默耕耘，果熟自然红》，《百色学院学报》，2012（4）。

[5]这首《西江月》全文是：“色色原无色，空空亦非空。静喧语默本来同，梦里何劳说梦。有用用中无用，无功功里施功。还如果熟自然红，莫问如何修种。”——见《西游记》第九十六回“寇员外喜待高僧，唐长老不贪富贵”。

[6]翻阅我当时的课堂笔记，记的是1983年春季学期（研一的第二学期），每周3学时，张老师共讲了5讲。当年与我一起听课的还有纳日碧力戈同学，他日后成为马学良先生的第一位博士生。

[7] 丁石庆：《继承、整合与创新——张公瑾先生学术思想体系的构建与探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8] 参见丁石庆：《科学精神，人文情愫》，《中国民族报》，2013年10月25日07版。

[9] 戴红亮：《西双版纳傣语地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书序一”和“后记”。戴是2001-2004年随张老师攻读博士的。

[10]虎月放是张老师指导的第一位硕士生，1987-1990年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