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了的中心与边缘——地缘政治学的善恶之辨

傅正

原文发表于《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摘要：近代地缘政治学无疑起源于欧洲国家间的战争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其中19世纪英、俄两个欧亚大国的交锋使地缘政治学获得了全球性的视角。麦金德的学说正是这种全球性地缘政治的产物，其价值在于毫不掩饰地向世人展现了海洋文明的政治品性。施米特、彼得罗夫等人的回应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地缘战略也与政治哲学休戚相关。尤有进者，这种政治品性颠倒了中心与边缘、文明与野蛮的位置。认识到这点对于中国建设自身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地缘政治　世界性大国　中心与边缘　文野之辨　劳动占有权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与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的分别在哪里？德国区域主义地理学家赫特纳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二者的关系“同地理植物学或地理动物学和植物地理学或动物地理学的关系相同”。地缘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政治地理学则是地理学的分支。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地理学与政治学的界线往往模糊不清，比如我们很难判断1992年—1995年的波黑战争或今天关于南海岛礁的争议到底适用于政治地理学还是地缘政治学。区域地理是自然条件或历史形成的结果，而边界划分却是国家意志的产物，“政治地理”与“地理政治”实难分开。赫特纳（Alfred Hettner）接着说道：

如果人们越过德国的边境，向奥匈或者甚至向俄罗斯走去，就会感觉到这种情况；但是，这种差别只表现为地区自然情况的细微不同，例如厄尔士山的我国边界这边和那边，其特点基本上是一样的。人们可以具体地怀疑，政治地理学的考察究竟应该深入到国家性质中多大程度。

倘若赫特纳说得还不够明确，那么他在美国的拥趸理查德·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就索性认定，“在政治地理学的领域，地理学被用于特殊的目的，并超出求知的范围，因此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在政治上的应用”。如哈特向所言：

设以国家地区划分地球上任何地区都是“自然划分”，亦即都受自然条件决定，这当然是谬误的；因为这一现象本身就是文化现象，所以国家也好，国家的任何要素（如疆界）也罢，都不可能是自然的。

1897年，政治地理学之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就在《政治地理学》一书中强调，“国家是属于土地的有机体”，“当一个国家向别国侵占领土时，这就是它内部生长力的反映。强大的国家为了生存必须要有生长的空间”。政治地理学无疑出自国家对于领土及其资源的占有诉求，地缘政治学则起源于国家占有与自然边界的不吻合。

准此而论，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不只关乎地理划分，亦关乎国家意志与民族精神。借用修昔底德的智慧，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不是因为二者的不同，而是因为二者的相同，对同一个事物有相同的欲望。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推进，对土地以及自然资源的占有欲望代替了古代人和中世纪人对于权力或荣誉的欲望，并扩散到全球。

问题是，这种以土地占有为目的的政治斗争现象有善恶之别吗？如果把政治哲学定义为对“什么是政治正义”的规范性研究，那么地缘政治学能具有政治哲学的品格吗？

一、世界帝国的欧亚两翼：“东方问题”与中亚问题

修昔底德曾指出：

荷马虽出生在特洛伊战争以后很久，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用“希腊人”来称呼全体军队……荷马甚至没有使用“异族人”一词，大概是由于希腊人那时还没有一个独特的名称，以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区别开来。

直到波斯人入侵才使希腊城邦真正联合起来，有了本族人与异族人的意识。从这个意义来说，希波战争不仅是后来斯巴达和雅典分裂的开端，更是“希腊人”的开端，希波战争创造了希腊世界。修昔底德也许没有想到，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分别在两千年后会变成欧洲人与亚洲人的分别，正如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John Fuller，1878-1966）的名言：马拉松战争是“欧洲出生时的啼哭”。希腊半岛连同整个巴尔干半岛将成为欧亚地缘政治交锋的前线。

1453年是欧洲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夏天，奥斯曼土耳其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同年10月，在波尔多的英军向法国人投降，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它们是对欧洲历史影响深远的两件事情。

在欧洲人看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意味着古典世界的悲剧性终结，“荷马和柏拉图的第二次死亡”。伊斯兰教越过东正教的地盘与天主教发生了正面冲突，并一度深入到维也纳附近。地中海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彻底改变。1529年，哈布斯堡家族因抵挡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的进攻而获得了巨大声誉，“事实上，哈布斯堡家族之所以能宣称自己对基督教世界的领导权，部分是基于西方国家联合抵抗土耳其人的需要”。

另一方面，英格兰人退出法兰西，标志着他们丧失了成为大陆国家的机会，沦为欧洲的边缘。1533年1月，亨利八世强娶女侍官安妮·博林为妻，英国正式脱离了天主教廷。这场在当时看来不伦的婚姻不只是因为爱情，更是因为亨利八世与哈布斯堡家族的矛盾。此后虽经短暂的反复，英国终究走上了一条与欧洲大陆若即若离的道路。

事情并没有结束，1480年，莫斯科公国脱离金帐汗国的统治，“自然而然地意识到了自己是拜占庭的继承者”，“于是便产生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概念”。久而久之，在欧洲边缘的另外一侧，兴起了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力量。从此以后，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成为欧洲人始终挥之不去的“东方问题”，直至今日。

欧亚大陆的另外一端呢？1502年，什叶派穆斯林在波斯建立了萨法维王朝，在逊尼派穆斯林世界的中心打入了一个楔子。该王朝甫一建立，便与西亚、中亚的逊尼派爆发了长期的战争。可能因这一重大事件造成的连锁反应，分别位于今天北疆、东疆的准噶尔汗国，吐鲁番苏丹与南疆的叶尔羌汗国大打出手。苦于西北边患的明王朝不得不宣布闭关绝贡，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陆上通道就此断绝。当时的人们不会想到，由此引发的地理大发现将彻底改变世界的格局：

哥伦布本来试图开辟新航路，以迂回的方式打击伊斯兰力量，但这最终导致了美洲、亚洲新殖民帝国的崛起，欧洲外部的力量开始制约或者平衡原来的欧洲。

最终，处于欧洲最外部的英、俄两国，登上了世界帝国的宝座。

限于篇幅，我们姑且略去中间冗杂的历史过程，把时间推移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1820年—1827年，新疆发生张格尔叛乱，英属印度政府暗中资助叛军，为其提供火器，训练军队。这是英国染指新疆的开始。

面对叛乱频繁的南疆地区，清廷曾有一场辩论。时任伊犁将军长龄上疏建议在南疆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阗）改行土司分封制度，实则放弃对南疆的直接统治，将其变为属国，“可以服内夷、制外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更建议放弃南疆：“臣以为西四城环逼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东四城为中路不可少之保障。”二人都是前线指挥官，可见主张弃守者不在少数。幸而道光皇帝听从兵部尚书玉麟的建议，驳斥了上述意见，最终平定了张格尔叛乱。

值南疆未靖之际，龚自珍在1820年、1829年分别写下《西域置行省议》和《御试安边绥远疏》，由此带动了清代西北边疆史地之学的研究。考虑到其经世之学的定位，我们完全可以将它视为中国近代政治地理学的开端。1830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成立，它的前身是皇家海军下属的全球勘测与制图机构。该学会甫一成立就全程参与了后来英国政府近东、中亚政策的制定。与之对抗，俄国地理学会于1845年成立，历任主席皆由皇室成员担任，副主席不是军队将领，就是政界高官，其中最后一任副主席硕卡利斯基中将在苏维埃时期继续担任学会主席，直到1931年。

地缘政治的现实造成了地理学研究的兴旺发达。综之英俄两个跨欧亚世界性国家的地缘政治交锋史，有几个时间段特别值得注意。

1853年10月20日，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这是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第一场大规模战争。对此，马克思曾有一句名言：

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定要出现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一直存在着的“东方问题”。

每当欧洲革命爆发时，沙皇俄国就会借助镇压革命扩大它在欧洲的影响力，充当起“欧洲宪兵”的角色。每当革命的烈火燃烧到巴尔干半岛时，“欧洲宪兵”又会摇身一变为民族自决的坚定支持者。奥斯曼土耳其和沙皇俄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就会因为东正教和斯拉夫民族问题而爆发。克里米亚战争正是1848年革命的直接后果。

从表面上看，俄国输掉了战争，但其影响远不止于此：

在俄国的历史上几乎已经成为一条规律：即每当俄国在欧洲受到挫折，它就加快在亚洲的挺进。

1854年，沙皇与英法联军激战正酣，俄国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就控制了中亚希瓦汗国的外交权，并制定了首先消灭浩罕汗国，控制帕米尔高原与咸海之间的锡尔河与阿姆河流域的战略方针。1856年11月，甫一取胜的英国就抽出手来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并迅速取得胜利，“它表示阿富汗从此脱离了伊朗的影响而落入英国的势力范围”。

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上述事件的内在关联：

关于两个亚洲大国俄国和英国可能在西伯利亚和印度之间的某处发生冲突的问题，关于哥萨克和西帕依在奥克苏斯河两岸发生冲突的问题，自从1839年英国和俄国同时出兵中亚细亚以来，常常被人们谈论着……当最近一次战争开始的时候，俄国有可能进攻印度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在1856年英国-波斯战争时期，整个问题又重新引起了讨论。

恩格斯称英、俄为“两个亚洲大国”，表明革命导师对于中亚地缘政治背后的全球冲突有着异常敏锐的判断。试问一个区域性国家又怎么会具有陆权、海权二元斗争的全球性视野呢？

卡尔·施米特后来谈到英国的海权战略时，特别提到了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这位保守党党魁早在1847年的小说《唐克雷德》（Tancred）中就建议，“女王应该集中一支强大的舰队，并与她的全部王室成员和上流精英一起出发，把帝国的所在地从伦敦迁往德里。那里，她将发现一个庞大的帝国等待着她，拥有第一流的军队和充足的储备。”对此，施米特评价道：

他预感到，英国这个岛屿不再是欧洲的一部分。它的命运不一定非得与欧洲联系在一起。它可以就此启程，改变其作为一个海洋性世界帝国的首都的位置。这艘船可以在这里起锚并在另一个地方抛锚。这条巨大的鲸鱼，利维坦，可以又动起来，找寻其他的海洋了。

处于欧洲西侧边缘的英国“不一定非得与欧洲联系在一起”，处于欧洲东侧边缘的俄国又何尝不在欧洲道路受阻的情况下，转向在亚洲寻找出路呢？此诚如麦金德所言：“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两种机动性把欧亚大陆连成一体。

值得强调，后有“撒谎大王”美名的俄国外交官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奉命出使浩罕、布哈拉两个中亚汗国，并于1858年10月11日完成签约任务，取得了在阿姆河上的航行权。伊格纳季耶夫甫一完成中亚之行，就迅速奔赴中国“调停”第二次鸦片战争。他成功诱骗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不仅刮走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也使俄国获得了在喀什噶尔的贸易特权。用恩格斯的话说，“俄国由于自己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遭到军事失败而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的报复，现在刚刚实现”。

海权论之父马汉便总结道，俄国的扩张是从两翼而不是从中间进行的，它会从其领土的西部和东部各选取一个中心点，向南作扇形推进。俄国人在欧亚大陆两翼的行动是殖民扩张，英国人在相同地方回推，岂不同样是殖民扩张？

另一个时间段是19世纪70年代。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5月28日，巴黎公社失败，“东方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面对欧洲大陆局势的变化和俄国人在亚洲的蠢蠢欲动，英国自由党政府做了些什么呢？

英国前首相、保守党人德比勋爵（Lord Derby）无情地指出：“格莱斯顿真的相信科布登的理论，即当人们变得文明时，战争就会越来越少。但是在普法战争中，自由派感到震撼和困惑。”

我们万勿对引文中的“自由派”等闲视之。据英国历史学家布伦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透露，所谓的自由派最初诞生于“防止天主教国家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建立统一的君主政体”，“这里其实是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治下的德意志诸侯的独立自由”。往后，这种自由主义出现在凡尔赛体系对于战败德国的处置中，也出现在美国政府对于二战后中国事务的处理中。

在亚洲，自由党政府一贯奉行“精明无为”（masterly inactivity）的政策，甚至幻想由俄国代替野蛮人控制中亚会对英属印度的进出口贸易大有好处。此举引发了皇家地理学会的强烈不满。罗灵逊爵士（Sir Henry Rawlinson）一再提醒众议院，俄国人有通过中亚进军印度的完整计划，再不采取行动，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将要受到挑战。

正是在中欧问题、“东方问题”和中亚问题的多重压力下，1874年年初，保守党政府赢得大选，那位曾经主张迁都印度德里的迪斯累利再次出任英国首相，随即在“东方”和中亚全面遏制俄国扩张，并扶持占据中国南疆的阿古柏伪政权。1877年4月，第十次俄土战争爆发；1878年11月，第二次英国-阿富汗战争爆发。

此时，苏伊士运河已经通航，英军从朴茨茅斯港出发不用一个月就可以到达印度；圣彼得堡到奥伦堡的铁路也已经通车，俄军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到达中亚。铁甲轮船和铁路列车的机动性，代替了帆船和骆驼马匹的机动性，英、俄两国的斗争更加成为世界岛的斗争。

埃及、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波斯、中亚，这些英、俄欧亚世界性帝国交锋的广泛地带一头连着欧洲的中心——神圣罗马帝国，另一头连着南亚的中心——印度与东亚的中心——中国。把它们连成一片，正好就是麦金德所说的“内新月形地带”。

二、民主的外学与内学：麦金德的均势战略

1887年1月31日，麦金德在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了论文《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1884年，沙俄吞并了中亚战略要地谋夫（Merv，今属土库曼斯坦的马雷省）。从谋夫到赫拉特的阿富汗西北大门洞开，情形诚如英国地理学家马尔文（Charles Marvin）所言，如果俄国人进占谋夫，“我们将不得不接受俄国给两个帝国划定的边界，而把威胁印度最好的地点让给俄国”。一方面，皇家地理学会反应强烈；另一方面，自由党政府却无所作为。麦金德在这个背景下宣读论文，不可能不想到这些。

在文章的结尾处，麦金德指出，他的研究“都是从科学的统一性这一假设来说的”。如果放弃了这种统一性，科学研究还会剩下什么？

选择的办法是把科学与实用分开。接受这种办法的后果将是两者都遭到毁灭。实用的知识将被教师拒绝，而且在后半生中也难以领会；科学的知识将为大多数人所忽略，因为它缺乏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利用的因素。老于世故的人、学者、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将会失去他们的共同讲台，世界将会变得浅薄。

他是在批评英国地理学界不懂得知识的实用性吗？非也，英国的地理学研究向来都跟殖民主义的脚步绑在一起，这个道理还轮不到年轻的麦金德来教。他毋宁是在批评自由党政府和英国民众对于国家可能遭到的地缘政治挑战不甚了了。皇家地理学会的几名资深会员都对这篇论文深表支持。

在麦金德宣读论文后只有几星期，牛津大学就决定在地理学方面设立一个为期五年、薪水300英镑的讲师席位，由学会每年捐助150英镑。

1899年，地理学教席升级为地理学系，英国的国家战略正式成为大学体制的一部分。

1898年，也就在麦金德成为牛津大学首任地理学系主任的前一年，保守党干将乔治·寇松（G. N. Curzon）出任印度总督。寇松上任之初就制定了使西藏成为英俄之间夹层的战略方针，并在1904年利用日俄战争的时机入侵了西藏。西藏逐步沦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此时的麦金德，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1910年—1922年，他担任了格拉斯哥的卡姆拉基（Camlachie）选区保守党议员；1919年—1920年又出任英国驻南俄的高级专员。尤为值得骄傲的是，1920年—1945年，麦金德出任帝国航运委员会主席；1926年—1931年，更荣获英国枢密院顾问官兼帝国经济委员会主席。毫不夸张地说，麦金德的地理学研究既是皇家地理学会学术成果的体现，更是保守党政策的反映。他的贡献在于把二者上升到世界文明史的高度。

在麦金德看来，世界古代文明史就是一部处于欧亚大陆枢纽地带的草原文明四散而出，入侵内新月形地带农耕文明的历史。他不无担忧地指出：

现在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击。在全世界，它占领了原由德国掌握的在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除掉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面出击，也能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它的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

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构成一条陆兽波希墨特与海怪利维坦的广阔交锋地带。它是波希墨特走向海洋的必经之路，更是利维坦围堵陆兽的弧形包围圈。偏巧这道包围圈缺掉了它在东亚的关键一环。

保守党政府确实有与清政府结盟对抗俄国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在世纪之交最终为英日同盟所取代。1894年7月16日，《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订，日本正式取消了治外法权，首次获得了与西方列强的平等地位。九天以后，甲午战争爆发！

麦金德的上述高论发表于1904年1月25日，1902年，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签订。他在皇家地理学会宣读完这篇论文仅仅半个月后，2月8日，日本联合舰队突然袭击驻旅顺港的俄国太平洋舰队。

须知1896年，沙俄利用“三国干涉还辽”的良好形象，诱使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规定俄国获权在中国东北修建作为西伯利亚大铁路支线的东清铁路（后称“中东铁路”）。1903年7月14日，东清铁路建成通车。时至1904年年初，西伯利亚大铁路只差贝加尔湖一带100多公里就全线贯通了，届时从彼得堡到奥伦堡，再到海参崴、旅顺港将连成一片。麦金德说“它的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是在提醒谁？我们不敢妄下定论，惟可以肯定，山县有朋等人恐惧一旦铁路贯通，日本在远东的优势就将荡然无存，极力促使日军赶快发动战争。

这场战争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文明价值呢？

1904年7月，日俄战争进行到高潮时，西奥多·罗斯福描写道，日本是“一个美好而文明的民族，它应该拥有与其他文明国家完全平等的地位”。同时，他对俄国不抱任何期望，除非“俄国人民能够走上自由、开明、自治的道路”。

与老罗斯福的态度完全一致，马汉早在1900年前就认定，“日本加入欧洲大家庭的行为充分显示了该国的优秀品质……亚洲大陆的其他国家看到日本的变化后，也会寻求同样的革新力量使自己复兴”。

正是出于类似意见的影响，清廷朝野上下习惯性地认定，日俄战争的本质是“立宪国战胜专制国”，并在“速开国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覆亡。一战后，国人又在威尔逊主义的蛊惑下以为“文明战胜野蛮”，人类世界开始迈向“太平世”。问题是“文明国家”的入场券是什么呢？接受了西方价值观的中华民国真的享受了“文明国家”的待遇吗？

对于这点，亲身参与巴黎和会讨论的麦金德倒是直言不讳。他尖锐地抨击国际联盟的五大国协商制度只是徒有其表，“不足以阻止它们之中的一两个争取霸权。”“说不定各较小国家有鉴于这次事件所暴露的赤裸裸真相，将设法各自联合。”他鄙视威尔逊的和平主义理想，亦如他当年鄙视威尔逊的政治偶像格莱斯顿。“我们不能赶时髦；民主必须考虑到现实。”

直到1943年二战正酣之际，已至耄耋之年的麦金德曾回忆起儿时的一段经历：

那时我还是刚刚进入地方语法学校的小男孩。一天我带回家一条新闻，那是从贴在邮局门上的电报得知的，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全部军队已经在色当向普鲁士人投降。英国人为之震惊，他们在精神上仍沉浸在特拉法尔加的伟大胜利和拿破仑自莫斯科溃败的振奋之中……

……美国也稳固崛起，进入大国之列。然而，它的崛起目前还只能在统计表中测量；虽然在我的童年，一些人已经对美国人的足智多谋印象深刻，因为我记得，在我们的教室中有一幅画，描绘“梅里马克”号和“监视者”号之间的战斗（发生于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笔者注），它们分别是第一艘铁甲舰和第一艘船面旋台炮舰。德国和美国就这样与英国和俄国并肩崛起。

德国的崛起打破了维也纳体系英俄制衡的地缘政治格局，它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美国的崛起则代表了新的海权-陆权均衡，预示了后来的雅尔塔体系。麦金德说得很现实，和平的保障既不是人类文化水平的提高，也不是物质条件的发展，而是政治力量的平衡。

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当然分别来自于心脏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二者平衡的前提是不存在统一的内新月形地带。彼时美国地缘政治学家邓恩概括：

任何统一欧洲的计划都会把它们放在从属于德国的地位（不管协定的法律条款如何规定），因为除非德国沦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不然，它在大陆上仍将是最大的国家……

中国也同样还不至于有能力把它的统治扩张到全部亚洲沿海地区。

总之，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都需要内新月形地带的破碎化，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这里无关乎民主宪政，惟关乎国家意志和地理空间。

索尔·科恩（Saul Cohen）指出，“将麦金德的观点放在历史与当代的角度看，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政策是以1904年及1919年的心脏地带世界领域为基础的。冷战后美国的均势目标更多的是对1943年全球观的响应。”我们大可以在乔治·凯南、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的著作中看到麦金德的影子。看来，东方人理解民主和文明，不能仅仅从英美的民主理论家那里去学，更要从它们的战略学家那里去学。比如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代议制政府》今天仍是我国高校政法专业的必读书目，但有几人会去顾及他强硬的殖民主义态度呢？

麦金德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毫不掩饰地向世人展现了帝国主义海权文明的政治本性。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曾一语道出西方政治体制的两重性：

一张脸是民主的、民众的，关心民主合法性，并争取大众对政治秩序的支持；另一张脸像卡西乌（Cassius）一样精干、野心勃勃，而且是自由主义的（取其经典的意义），负责资本的积累，并保护执行积累的机构。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庶几反映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外学与内学。

三、地缘政治有善恶吗？

施米特、彼得罗夫的回应

1950年夏天施米特在《大地的法》的前言中，特别感谢“以麦金德为代表的地理学家们”。然而，他随即笔锋一转，强调：

不过，法学的思维还是明显不同于地理学。法学家对事物与土地、现实与领土的知识并非源于地理学家，夺海的概念具有法学而非地理学的印记。

划分、丈量领土当然跟地理学有关，古希腊人甚至据此发展出完善的几何学。但是土地占有背后的法权关系呢？施米特特别指出“夺海的概念具有法学而非地理学的印记”，尽管马汉等人高谈制海权，但他们真的清楚所谓海权理论蕴藏的文明变革吗？

偏巧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瓦列里·彼得罗夫（Valery Petrov）对于施米特的声明毫不买账。他径直将施米特划入地缘政治学家的行列，称施米特的“全部思想观念与地缘政治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彼得罗夫不懂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区别？未必，他明白指陈，划分敌友才是地缘政治的首要问题：

委婉地说，西方地缘政治对欧亚俄罗斯的态度是不同的。因此，在“朋友-敌人”这一示意图框架内来研究这些学说是合理的。“地缘政治朋友”与“地缘政治敌人”（卡尔·施密特的专用术语）这两个概念没有精神上的负担，并可以转移到不同的客体上。

施米特在谈到毛泽东比之列宁的优越之处时，特别强调列宁的敌我关系仍然是抽象的，而毛泽东的敌我关系却是具体的。“一言以蔽之，毛泽东的革命比列宁的革命更根植于本土。”

同样可以说，马汉的陆、海对立停留在抽象的层面，麦金德则已经意识到敌对关系不可能“受到限制和规范”，后者远比前者更根植于本土。一个明显的对比是，马汉满以为日本在接受海洋普世主义文明之后，会成为欧美的一部分，但麦金德早在1904年年初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就考虑到：

假如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的话，那时就会因为他们将面临海洋的优越地位和把巨大的大陆资源加到一起——这是占有枢纽地区的俄国人现在还没有到手的有利条件，构成对世界自由威胁的黄祸。

马汉和麦金德两人谁更能洞悉到政治的本质？答案不言而喻。然而，不管麦金德对于国际联盟和威尔逊主义的普遍和平框架多么不屑一顾，他仍然缺乏对于敌我关系的哲学提升。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彼得罗夫不懂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差别，而是他理解的地缘政治学有着更高的理论品格。我们完全可以顺着彼得罗夫的意思，称施米特为“地缘政治学家”。这里的地缘政治学不仅关乎国家的对外政策，更关乎国家的文明本性。

根据施米特的定义，“法”（Nomos）来自于对土地的“占取”“划分”和“放牧”。他接着指出：

据此，法是一个民族社会和政治规则在空间上变得可见的直接形式。对牧场的初次丈量和划分，也就是占取和紧随其后的具体定位。用康德的话说，法是“在地面上分清你我的法律”。或用另一个英文词汇表述，是根基性的合法资格（radical title）。法是将大地的地基和地面以特定方式加以划分和定位的标准。

施米特所说的“占取”（Landnahme），不只是民法学意义上的“占有”（occupatio）。它不仅意味着权利主体对于无主物的先占取得，更包含了一整套空间秩序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次地理大发现都包含了新的空间划分和秩序制定。

在中世纪，尽管欧洲诸邦之间战争频繁，但它们在罗马教廷之下有一个基督教文明的共同身份。巴尔干半岛以东，直布罗陀海峡以南是异教徒的世界。诚然，基督教世界内部也有残酷的战争和屠杀，甚至于“它们毫不愧疚地将欧洲以外的人，穆斯林或印第安人，作为公开的或秘密的帮手、或者干脆作为盟友投入到厮杀当中”。施米特接着说道：

这种敌意的爆发是令人恐怖的；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是杀人犯、强盗、强奸犯、海盗等等。只缺少一项指责，而这项指责通常是奉送给印第安人的；他们不指责欧洲人自身为食人番。除此之外，各种充斥着愤恨、恶毒的语汇无一缺失。然而，所有的这些指责在如下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事实面前都戛然而止了：欧洲人共同瓜分了新世界。

地理大发现对新世界的瓜分不惟创造了新的秩序规则，并最终战胜了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既有规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559年，天主教西班牙和新教法国之间签订了《卡托-康布雷齐和约》，“这一协定属于天主教和新教夺海势力之间宗教战争的年代”。“以此线为界，欧洲结束，新世界开始。以此线为界，欧洲的法律，尤其是欧洲的公法，也失去了效力。”一边是天主教统治下的旧世界，受到国际公法的保护；另一边是新教支配下的新世界，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笔下的“自然状态”发轫于此。

英国法上“例外状态”（Ausnahmezustand）的概念，在所谓的战争法（Martial Law）上，明显是基于划出自由真空领域的设想。例外状态作为一种困守状态（Belagerungszustand），在19世纪的法国成为了一种法律建制。

考虑到前述布伦丹·西姆斯（Brendan Sims）的研究，天主教国家与新教国家在对待神圣罗马帝国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前者奉行主权国家的原则，意图加强神圣罗马的凝聚力；后者鼓吹地方自治的自由主义原则，意图削弱神圣罗马的国家能力：

欧洲的王权之争进一步产生的压力，是会让德意志变成英格兰和荷兰那样的议会政体，还是变成法国或西班牙那样的君主政体，抑或是重新陷入过去200多年来所经受的内忧外患之中呢？

可以说，宗教改革把夺海的原则引申到了欧洲内部。从此以后，欧洲便存在两种国际法原则，一种着眼于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种聚焦于主权者与臣民之间的界线划分。对此，施米特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

卡巴拉主义者声称，波希墨特试图用自己的角或牙齿撕碎利维坦，而利维坦则用自己的鳍堵住这个陆地动物的嘴和鼻子，使得它无法进食和呼吸。

陆兽的作战原则是占领对方的土地，控制对方的人口，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海怪则不然。伊丽莎白女王时期，“成百上千的英国男人和女人变成了海盗资本家。这同样从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从陆地到海洋的根本转型过程”。战争的目的是捕获对方的财产，封锁对方的海岸线，战争的理由变成了普遍的自由贸易权利。

英国人既然奉行基于自由贸易原则的无限制战争，就预设了个人权利在逻辑上优先于主权国家。尽管霍布斯的“利维坦”看起来强大无比，但仍然奉行了这条原则，是故它充其量不过是人为制作出来的技术中立机器而已。正如施米特所言：

随着国家被看作人类计算的一个人工产品，决定性的一步就迈出了。所有进一步的发展，比如从机械钟表到蒸汽机到电动马达再到化学或生物过程，都是技术和自然科学思想自身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并不要求任何新的形而上学决定……这种转化由霍布斯来完成。

这种把个人置于国家之先的做法彻底破坏了“人是政治动物”的古典原则，更随着“制空权”的出现，发展出了后来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全球内战”或“全球治安战”模式。譬如1999年，美国以“人道主义干涉”为名对南联盟进行了长达78天的狂轰滥炸，对象不只是军事目标，也包括民用设施、公共工程，有如代表国家暴力机关的警察用警鞭不断敲打违法乱纪者脑袋的治安举措。人类历史进入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的时代。

为此，施米特求诸传统的欧洲公法原则。在他眼里，“正当的战争”就应该像骑士决斗那样不问对错，只问双方是否符合保障决斗公平的程序。这是一个令人混淆的表述，战争真的没有对错之分吗？不，它恰恰建立在陆权、海权正邪之分的前提之上，它也可能成为“东方-西方的对峙”，“东方是陆地，西方是海洋”。最大陆权国家的战略学家彼得罗夫就据此指出了地缘政治的善恶之别。

《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一书共有四章，彼得罗夫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了“地缘历史善恶二元论”。有趣的是，彼得罗夫在这里只字未提地缘战略，甚至没有像施米特那样上溯法权理论，而是关注起宗教问题。他列举了几种反基督教思想，如共济会的“所罗门教堂”、纳粹主义的“千年帝国”等。不论这些思想有何不同，究其实质：

所有这一切跟犹太教地球的夙愿相近似，因此犹太人拒绝了基督的上天价值，并期待自己的犹太地球“救世主”（这是犹太教的实质）。对“人间天堂”的渴望意味着对上帝王国的不信任，甚至这一点在忘却渴望的意义情况下“改造不完美世界”的愿望受到驱使时，它经常减轻建立撒旦王国的困难。

摩尼教灵知主义和犹太教神秘主义或幻想通过“光明战胜黑暗”建立“地上天国”，或以为占有神性就可以扬弃一切秩序规则。与这种做法截然相反，真正的基督教徒始终“在上帝王国里永远地生活”。

大航海和宗教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法权关系的变革，更是新教上流社会与犹太金融资本家的秘密联盟：

所有集中起来的拒绝天主教的言行使反基督教力量有了批评它旨在进一步分化西方基督教合适的借口。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在犹太人明显的影响下开始了。犹太人“成为了时髦……公爵和大学直接招聘犹太语教师，并且不仅在德国和意大利，而且在法国和波兰设立专门的教研室”。“马丁·路德本人教授犹太语”，“在犹太人那里打听情况”，保护他们。

事实上还不待宗教改革，早在12世纪，犹太裔基督教神学家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1135-1202）就通过把三位一体学说历史化，完成了“人间天国”的理论构造。在彼得罗夫看来，欧洲精神正受到犹太神秘主义强有力的挑战，承担拯救基督教文明的重责只有落在俄罗斯东正教的肩上。

如今，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法国式的多元主义成为“神圣世俗化”的最新表现形式。它们或者颠倒了古典的善恶标准，或者干脆取消了善恶的区分，让人分不清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这些来势汹汹的政治思潮面前，坚守传统的俄罗斯倒显得离经叛道了。“正是在这个进程的背景下，俄罗斯的离经叛道在全世界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可见彼得罗夫讲的是地缘政治问题，关注的却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根基。

1938年，英法等国为了祸水东引不惜制造“慕尼黑阴谋”；另一边，日本关东军挑起张鼓峰事件，苏联的外部局势迅速紧张起来。一首题为《假如战争在明天》的嘹亮军歌顿时响彻广袤的俄罗斯大地。它的头一段歌词为：

假如战争在明天，从这边到那边，从极东到极西都已做好准备，全国的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把敌人无情的全部消灭。在天空，在地上，在海洋中，唱军歌真雄伟，真豪迈。假如战争在明天，我们今天就要准备好战争。

“从这边到那边，从极东到极西”正是俄罗斯广阔战略纵深的最好写照，这是它能够战胜拿破仑、希特勒的重要前提。然而，“冷战”的失败却足以警醒俄罗斯民族，真正可怕的敌人不在天空，不在地上，也不在海洋中，而在社会文化精英的思想中，这里没有如此广阔的战略纵深。一旦他们诱使人民放弃了“我们今天就要准备好战争”的精神根基，俄罗斯也就失掉了任何取胜的可能。

面对美国新保守主义改造东正教、伊斯兰教和儒家文明，在地面上建立“天国”的企图，彼得罗夫索性设计了俄罗斯、印度、中国、伊朗的“反大西洋传统文明大陆集团”。从表面上看，这不过就是当年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柏林—莫斯科—东京轴心”的放大版。但是，彼得罗夫新大陆联盟的基础绝不只是政治地理上的生存空间，它更以四种文明共同遭受的精神挑战为前提。

“在这种情况下，俄印中伊国家的军事潜力起到的将只是辅助作用。文明、精神武器将成为取胜的主要因素。”“俄罗斯的伦理学是这样的，它与亚洲的伦理学非常相似，但完全不同于高利盘剥的新教徒的伦理学。”彼得罗夫接着指出：

俄印中伊国家文明联盟的最大意义在于这个联盟具有多样性，每一个国家在文化上具有独特性，有着古老传统的人民具有忠诚性，以及人民当时在接收其他有意义的事物（无论它会起到积极作用，还是起到消极作用）时具有完全的开放性。

由此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战争（无论是军事上的战争，还是意识形态上的战争）有没有正邪之分，而在于什么才是正义战争的标准，是“普遍文明”还是保家卫国？哪个更符合城邦动物的自然本性？

欧洲国家的边界线长期变动不居，有时很难说清楚到底谁才是某片领土本来的主人，只能暂时悬置欧洲国家战争的正义性问题。这不是取消了正义，而是避免它受到其他原则的干扰。中国既没有强迫日本改变文化信仰，又没有入侵过日本，中日之战孰正孰邪岂非一目了然？

从这个意义上说，彼得罗夫庶几给出了地缘政治的哲学定义，尽管历史上的俄国东正教确实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敦厚善良。

四、颠倒了的中心与边缘：古今文野之辨

1878年的农历二月初二，波斯国王出访伦敦，英王赠之以勋章。这个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外交礼仪，却在当时的英国舆论界引发轩然大波——半文明国家怎么能享受与英国对等的待遇？时任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在目睹了这一幕后，不禁感慨万分：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

郭氏在对比中国传统夷夏之辨与西方现代文野之别时，恐怕没有意识到，二者在本质上有多么不同！对此，唐晓峰教授有一段论述发人深省：

古典的文野之辨，文明一方对于野蛮一方，除了要“怀柔远人”、“边境晏安”之外，基本别无所求，更恨不得以长城永久隔限其往来（中国和罗马帝国都修过长城）。而此时的文明一方对于野蛮一方，却要侵入、统治、剥夺。

质言之，无论是古代中国人还是古代欧洲人，都相信确实存在一种超越人类意志的自然秩序，人处于这种自然秩序中，便只能顺应它。文明人与野蛮人毋宁处在不同的自然秩序层级之上，最好将二者隔离开来，使之互不僭越。与此不同，近代西方人却将文明与野蛮视为历史进步的不同阶段，文明作为历史的发展方向，必将取代野蛮。

古今文野之辨之转化取决于古今政治哲学的转变。大抵从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哲学开始，例如威廉·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等人就已经明确地把维护劳动对于土地的占有权视为政治正义的前提。用霍布斯（Thomas Hobbes）转述英国经院哲学家的话说，“正义就是将每人自己所有的东西给与自己的恒定意志。”霍布斯接着说：

这样说来，没有所有（即没有所有权）的地方就没有不义存在；而强制权力没有建立的地方（也就是没有国家的地方）就没有所有权存在；在那种地方所有的人对一切的东西都具有权利；因之，没有国家存在的地方就没有不义的事情存在。

如果霍布斯说得还不够明确，那么洛克（John Locke）索性把私人财产权视为自然权利的根本。如其所言：

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既然是由他来使这件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给它的一般状态，那么在这上面就由他的劳动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

在古代哲人那里，人的技艺与自然秩序具有同一性，越是好的技艺越能体现自然目的。例如，亚里士多德既称政治为统治技艺，又强调政治体现了自然的目的，二者毫不矛盾。然而，近代哲学家把自然降格为供人操作的质料状态，正如洛克所说，“由他来使这件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给它的一般状态”。直至康德的观念论哲学，这种人对于自然质料的操作更成为理性进步的历史过程：

理性使人类得以完全超出于动物社会的第四步和最后一步就是：他理解到（不管是多么模糊地）他才真正是大自然的目的，大地之上所生存着的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在这方面可以和他相匹敌。当他第一次向羊说：你蒙的皮大自然把它赐给你，并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并且把它揭下来穿在自己的身上……这时候，他就具备了使他的本性可以超出于一切动物之上的一种特权，他不再把它们看作是和自己同类的被创造物，而只把它们看作是由他任意支配以达到自己所喜爱的目标的手段和工具。

康德的“自然地理学”正是近代地理学的先驱。文明人对野蛮人的地理大发现就是康德理性进步的历史现实。诚如韩国学者金容九所说，“至于无主地的概念，其前提就是由于土著人是野蛮人，因此并不具备保有财产权的法律能力”。殖民主义者对野蛮人的态度不就是康德对羊的态度？这里不仅包括海权国家对于印第安人，也包括俄国人对于中亚人的态度：

自18世纪后期以来，俄国采取了种种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个别哈萨克首领一旦宣誓臣服于俄，俄国即宣称其土地与人民皆属于俄，而对其征税和征取乌拉差役，敲诈勒索，日甚一日。

另外，霍渥斯（H. H. Howorth）曾指出：

俄国在侵略中亚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攫取领土的手段，就是先让那里的民族臣服于俄国，让这些臣服了的民族去抢占领土……考夫曼还向希瓦汗国提出：沙皇的臣民到了哪里，俄国即在那里进行统治。于是，俄属哈萨克人所到之处，如新河、阿克察库耳、布坎山以及从克孜勒·库姆到新河伊尔基拜的所有道路，都被认为是属于俄国的了……

俄国人的扩张方式符合欧洲内部的主权国家原则吗？看来地理大发现不只是大航海的事情，也与俄国东扩息息相关。施米特所说的肆意掠夺和占有“自由真空领域”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美洲、非洲，同样也出现在欧亚大陆的腹地，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未必没有相似的形而上学品格。

郭嵩焘曾说过：“近年英、法、美、德诸大国角力称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上古三代与西方近代文明的简单类比，竟让彼时一干洋务派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以为西洋诸国不过“癣疥之患，犹可以信义笼络之”。殊不察“国际法意味着欧洲‘大国’乃至‘基督教世界’的法律，实际上就是保护上述世界的贸易、旅行乃至传教自由的一种法律秩序”。只不过到了19世纪，上述“基督教世界”与“非基督教世界”的区分变成“文明”与“野蛮”的区分。

恐怕正是由于对西方近代占有权观念的糊涂，李鸿章、郭嵩焘们竟在阿古柏伪政权行将覆亡之际，仍听信英国人的哄骗，一再上奏朝廷要求放弃南疆。不知出使英伦的郭氏是否了解，那个被英国媒体讥笑为“哈甫色维来意斯里得”（half-civilized）的波斯，长期以来遭到英、俄两国的轮流出卖，几无信义可言。

在西姆斯笔下，欧洲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欧洲边缘国家围绕欧洲中心控制权的尔虞我诈的斗争史。我们不难发现，神圣罗马这个欧洲中心，连同巴尔干、尼罗河下游、小亚细亚、两河流域、波斯、印度、中国这一系列人类古老文明的发祥地，竟然变成了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到底谁才是中心，谁才是边缘？

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描绘了古代草原游牧文明和内陆农耕文明的斗争史，就颠倒了二者之间的主从关系。他区别中心与边缘的标准不再是自然秩序和文化的向心力，毋宁是权力主体的能动性。这是一次马基雅维利式的颠倒。

时至今日，借着“一带一路”的东风，麦金德、马汉等人在中国学界受到了空前的礼遇。然而，中国倘要建立自己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就不能停留在对外政策的高度。她需要在文明史的视角上把业已颠倒的中心-边缘关系再倒转回来。惟其如此，才能说我们真正超越了陆权-海权的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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