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特质与乡村振兴道路的多样性

陆益龙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ꎬ北京100872)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摘 要:在对乡村振兴道路的认识与探寻实践中，通常可见理想主义与绝对主义的倾向，想象着有一种 理想化的、最优的模式可供复制和推广，而文化相对论的视角则被忽视。从文化相对论角度看，乡村社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整合了自然、生态、文化、社会、经济及风土人情等诸多方面的特质，发展模式其实就是这些特质的整合与维续。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或先进经验虽包含乡村发展的一些共性特征。但各地乡村都有着自身的特质，简单复制和推广统一的模式，不仅会导致乡村社会文化的断裂，甚至可能出现消极的意外后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有道路自觉意识，尊重自己的历史，自知现实的问题和发展趋向，重新认识并发现村庄特质的价值，寻求在新时代将特质转化为特色资源以及把传统特色与现代元素重新整合的多样性道路。

关键词:村庄特质、乡村振兴、文化相对论

在推进和实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道路选择问题既是关乎战略目标实现的全局性的大问题，又是涉及振兴实践策略的具体问题。探讨乡村振兴的道路选择问题，并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多角度的参照，对于有效推进乡村振兴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村庄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构成，振兴乡村既要以村庄为主要对象，同时村庄又是重要的主体。怎么振兴乡村，关键也就在村庄。基于此，本文旨在从村庄特质的角度，来探讨乡村振兴的道路选择方面的相关问题。

一、 村庄特质:文化相对论的视角

无论是在关于乡村社会还是关于乡土文化的认识论中，人们往往会更倾向于对其共性的认识，即认为乡村社会是一个同质性高的社会，即便对差异性有所意识，也主要是从中观层面的区域类型划分角度来理解的，而从微观的甚至个体层面来审视不同的乡村社会文化特质，则似乎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较多的对策研究甚至一些宏观政策也会以乡村社会共性特征为前提，形成某种理想化的方案。然而事实上乡村社会文化是由共性和特质构成的统合体，如果仅以共性特征作为前提条件，那么就可能忽视各地乡村的特质之于发展路径选择的重要性。在有关“三农”政 策的执行实践中，通常会强调“因地制宜”的原则，实际上就是要重视各地农村的特殊性，需要根据各地特质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实践策略。

各地乡村的特殊性源自于不同村庄所具有的特质，所谓村庄特质，是指村庄作为一种历史连续统，在自然、生态、文化、经济、社会以及风土人情等诸多方面所形成并维持的独特性质和品格ꎮ较 多的村庄都有着久远的历史ꎬ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积淀起具有各自特质的文化，并依靠自身的文化特质而获得发展资源。对村庄特质的关注和再认识，意义在于从文化相对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乡村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

如果说文化功能主义是从整体论的视角突破了进化论的局限，那么文化相对论则从文化特质的角度进一步揭示了进化论的局限。文化功能论看到了现存文化所具有的整体性和自主性，强调不同的文化有着各自完整的动态系统，而并非为共同进化过程中的不同发展水平。在文化相对论看来，人类文化犹如一条有联系的弧线，在这个弧线上，实际上由一个个具有特质的点构成的，亦即人类文化是由具有不同特质的文化构成起来的。犹如本尼迪克特所言:“且不说人类想象力的丰富，生命历程和环境压力就提供了数量惊人的可能线索，所有这些线索似乎都提供了一个我们可赖以生存的社会。”

文化相对论为我们认识乡村社会发展与乡村振兴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城市中心主义或绝对发展主义的视角。如果按照城市中心主义的发展观，乡村发展或乡村振兴可能就是以城市社会为模版，对所有乡村进行普遍的“格式化”，亦即促使乡村城镇化，那么就实现了乡村振兴。

且不说全国所有的乡村是否能被“格式化”为城镇社会，单就乡村社会的生存和维续而言，普遍的城市化所代表的只是城市扩张与发展的状态，而并不代表乡村发展的历史延续，更不是乡村的振兴，因为在城市化的社会里，已经不存在乡村社会与文化的特质，各种各样的村庄特质已经灭失，被单一的城市化模式所取代。在这个意义上，村庄特质的消失将意味着乡村的终结而不是乡村振兴。

从文化相对论视角来看中国乡村振兴的道路选择，主要是为了跳出进化论的思维模式，增加历史的、比较的、生态的维度，关注各地乡村的特质及其整合的历史过程，重新认识乡村社会特质在其变迁与发展中的意义。乡村社会中的每个村庄，其所呈现出的发展现状，实际上都蕴含着一个连续的历史进程，而且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赖以生存的社会与文化特质，这些特质中有着不被分享的特殊性元素。正是基于具有不同特质的村庄的存在和维续，形成了相互有别又相互共生的乡村 社会生态系统。

然而，在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村庄特质可能被视为“落后的”象征、制约发展的因素，因为按照现代化、城镇化的指标体系，保留和维持村庄特质可能与发展目标和统一模式会格格不入。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城镇化只是人类社会变迁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当下正在推进的发展过程，而并非人类历史的全部，也不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如果将统一的城镇化作为全面的发展目标，而忽视社会文化特质的整合和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最终的发展结果将只有单一的现代化城市。而从西方社会的发展经验中，已经看到了现代性发展所隐含的危机和风险。面对这一现代性的困局，有学者开始意识到亚洲传统的价值了。

村庄是乡村社会存续的基础，每个村庄其实就像每一个人那样，都有着不同于其他人的特质。不同特质的个体能够整合起社会，不同特质的村庄同样也是整合乡村社会的基本力量。所以，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需要重视文化相对论的理念，重新认识并去发现村庄特质，让村庄特质得以自然的延续和整合，并在乡村社会现代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现代化、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内容可能就是要重新整合村庄特质，以使乡村社会文化的特色“基因”得以保护和存续下去，同时为乡村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提供多种可能的线索。当然，强调村庄特质的留存和自然延续并非要对抗城镇化的大势，而是要从更为长远的、文化比较的以及社会生态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待乡村振兴的道路选择问题。虽然村庄的一些特质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着转型的挑战，但在振兴乡村的过程中不能完全放弃不同村庄所具有的特质，全面地按照标准化模式改造乡村。尽管现代城市的扩张让一些村庄走向终结难以避免，但让一部分 村庄特质得以自然维续和重新整合，甚至有意识地保留和保护部分有特色的乡村社会，不仅可以维持社会生态的多样性，而且对规避现代性发展可能带来的危机与风险也将有着重要意义。

二、 模式和经验能复制推广吗

在对乡村社会发展或乡村振兴道路的理论探讨及实践探寻中，通常会有一种倾向，那就是试图找到一种可以推广和复制的发展模式或振兴经验。因而，无论在农村经济或“三农”问题研究中，还是在乡村治理及农村社会学研究中，都一直热衷于概括总结甚至倡导推广农村发展模式和典型经验。然而，如果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来进行反思，就会发现那些先进经验总结和模式推广研究其实存在着普遍主义的陷阱，即预设各地乡村都可按照一个普遍理想的模式来推进发展。

同样，在典型经验的复制和推广实践中，也存在形式主义的陷阱。对于被当作先进模式或先进典型的地区而言，当地政府就会积极地宣传推广自己的经验，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提升地方的知名度，更重要的也是自身政绩突出的鲜活展示。而对于模式和典型的学习者，或是急于寻求脱贫与发展“良方”的地区而言，常有一种试图找到“发展捷径”的心理，指望借用别人的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来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这样即可省去路径探索的成本。然而在具体的模仿和复制实践中，搬用成功的模式常常会面临诸多的“水土不服”问题，能够达到成功复制目标的几乎没有，甚至事与愿违的结果也是常见的事。

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那种通过宏观政策来强行复制和推广一种被建构为榜样或典型经验的例子也时常出现。例如，大寨和小岗就曾被建构为截然不同的榜样供大家模仿和学习，尽管这两个典型榜样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但都曾被当作成功的、典型的模式，要求得以复制和推广。然而在这些榜样经验被推广和复制的实际中，不同地区的农村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外后果。这些意外后果其实就是陷入所谓理想模式和成功经验复制与推广的形式主义陷阱，因为各地农村在简单复制别人模式的过程中，实际却背离了自身发展所具有的特质，最终既偏离了自己的既有路径，又在模仿别人的经验中迷失方向。

那么，探寻乡村振兴之路，为何典型模式和经验是不能复制和推广的呢?理解这一问题，需要正确地认识和看待模式与经验的本质及意义。为 探寻“富民”之路，费孝通曾关注和总结过乡村发展模式，不过在费孝通看来，乡村社会发展与变迁领域中的模式，其意义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发展路子”。也就是说，一种乡村发展模式其实是其特质的整合，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具有特色的路径。关于乡村发展模式的特征，费孝通指出:“各地农民居住的地域不同，条件有别，所开辟的生财之道必定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由此看来，费孝通总结乡村发展模式并非将模式视为普遍规律，也不是把典型经验当作普适经验，而是强调模式的特殊性和地方性。

某种意义上，费孝通概括和总结的诸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乡村发展模式，其意义类似于韦伯(M. Weber)所提出的“理想型”(ideal type)概念。这些乡村发展的理想型并不是用来复制和推广的，而是用来帮助我们从社会历史因果链的角度来理解各种事件及其意义和相互关系，理解不同的乡村如何在其所具有的特定条件下走出具有特质的发展道路。

然而，在科学主义的范式中，乡村研究总倾向于追求普适性经验和最优模式，而往往忽视乡村社会文化特质。因为受科学主义思维的影响，较多乡村发展研究遵循着工具主义的逻辑，强调科学研究就是要探寻最优的工具，而较少关注乡村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及其过程中的人文价值问题。人类社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变迁和发展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调节过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模式并不存在。因而试图找到一劳永逸的最优发展方案其实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幻象。尽管从乡村发展模式及典型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中，也能获得一些关于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了解一些因素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影响。例如，张敦福曾把自然资源和地理气候、人口、资金、技术、交通运输和通讯、国内政策、历史和文化传统、区域互动等8个变量纳入到区域发展模式的模型之中，目的就在于揭示模式中的一些共性规律，亦即哪些因素在发展模式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既然乡村发展模式和经验不是普适的，模式和经验不能简单复制和推广，那么研究和总结乡村发展或乡村振兴的模式和经验是不是失去意义了呢?其实不然，如果我们从文化相对论与村庄特质的视角来总结和看待典型模式与经验，那么从多种多样的模式中也能发现和认识到不同的乡村是如何能使自身的特质得以发展和整合起来，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由此既增强了不同乡村在寻求振兴中的道路自信，亦可从中学习到如何将自身特质加以发扬光大以及把特质整合到发展动力之中的经验。譬如，对华西村、南街村、大寨等特殊村庄的发展经验的调查和总结，就是要提供关于不同村庄探寻到各自发展路径的具体和综合信息，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特定的模式何以可能。很显然，像华西村的发展模式是难以也不可能广泛复制的，但这一特定模式的特殊内涵和形成过程，则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乡村发展道路提供了一种可参照的信息。因此，乡村振兴研究需要慎防陷入两个误区:一是所谓典型经验的宣传推；二是对策建议的草率提出。乡村振兴的学术研究重要的是立足于知识本位，注重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开展严密的学理分析，提出有助于更加全面理解和认识乡村社会及乡村振兴的知识和思想。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关注和考察一些模式和经验的意义在于增进和扩大我们对乡村发展路径的认识，而不是为了选择某个模式去加以复制和推广。那种人为的甚或强行推进的模式复制和榜样经验推广的做法，往往在实际中收效甚微，甚至可能出现与愿望相背的结果。

三、 村庄特质与特色资源

在乡村振兴道路的探寻中，首先需要面对的实际情况就是要让千差万别的乡村共同走向小康社会，重新振兴起来。中国的乡村社会幅员广阔，各地乡村都有着各不相同的村庄特质，不仅所处的自然生态条件存在巨大差别，而且社会文化及历史传统也有着显著的差异。因此，村庄特质其实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客观现实基础，道路的探寻或路径选择越是契合于这一现实基础，就越有利于通行。

既然村庄特质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在探寻乡村振兴之路时，也就需要去发现各地所具有的特质，因为特质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所以，对于每个村庄来说，发现自己的特质也就相当于找到一种新资源。即便对于那些处于贫困、脆弱状态之中的村庄而言，也会找到可资利用的特色资源。从历史的、相对论的角度来看，具有不同特点的乡村之所以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变迁，仍能存续下来，并在不断发展，所依赖的正是各自所拥有的资源，这种资源便是其自身特质的整合体。

要发现村庄特质，还需要对西方经济学的资源禀赋论加以反思，需要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对乡村资源加以再认识。虽然资源是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而资源禀赋论常常把乡村发展的滞后性和农村贫困问题归因于资源的匮乏，但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可资利用的资源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具有较大的相对性。相对于发展的历史时期、阶段、外部环境、主体能动性等多方面因素，资源的属性和价值也会处于变动的状态之中。 不同村庄会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特征，这些禀赋特征其实就是村庄所具有的特质，不同特质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但并非有绝对优劣或好坏之 分。相对于村庄发展而言，这些特质都是可以动员和开发的资源，其差别不过是特质资源的利用过程与整合程度有别而已。例如，在一些革命老区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贫困问题发生相对较多。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其实也需要从相对论的角度出发，把这些区域的乡村发展的现状看作是相对于现阶段、相对于富裕地区的一种特殊状态，而不是将其视为资源禀赋的必然结果。寻求革命老区的乡村振兴之路，同样不容忽视其乡村所具有的特质，需要在现代化背景下重新发现和开发那些特质资源，将特色资源作为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如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乡村，其革命历史传统、绿色生态、自然景观、淳朴的民风民情等，都是其所具有的特质，这些特质通过有效地整合，也会转化为对振兴乡村作贡献的特色资源，成为乡村旅游业兴起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所以，在全球化、网络社会的新时代，对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理解，需要在一定意义上超越资源禀赋论，从更广意义上来看待乡村资源。

特质是与模式化、格式化相对立的，村庄特质是一个村庄在历史延续和发展中具有的独特内在品质，是村庄历史连续统的经脉。因此，乡村社会能否保持着自身的一些特质，维持自身历史的连续性是重要前提。当村庄失去特质后，乡村社会也就面临着走向终结。当村庄特质不存在时，乡村振兴无形中也会失去一种不可逆转的特色资源。所以，在城镇化、现代化的话语支配下，尤其要警惕那些消除村庄特质的行为或改造方案，审慎对待那些拆村并村、易地搬迁以及“赶农民上楼”或所谓“新型社区”建设等策略。在新时代重新发现旧的特质，寻找已有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对于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特色资源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正如本尼迪克特提出:“对文化相对性的承认，有其自身的价值，这些价值未必就是那些绝对主义者哲学理论所宣称的价值。”

各地乡村在其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一些特质得以形成并相对稳定下来。在这个意义上，村庄特质是村庄历史传统既有的特性。然而，村庄特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动态的发展之中。保持村庄特质亦非守着一个古老的村庄，而是在村庄这一社会历史空间里不断地创造并积淀特色资源。村庄特色资源既是既有和传承下来 的，也是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并得以更新的。重新发现村庄特质，将特质转化为特色资源，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性的创造。在此过程中，村庄的主体通过自己能动性的创新实践，来改变和改善现实状况，满足新的发展需要，又会整合成新的村庄特质。就乡村发展与乡村振兴而言，不论什么样的村庄特质，只要有创造性的变革，其实都能找到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与振兴之路，形成自己的振兴模式。

就宏观战略意义而言,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然而,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认识,可能需要摒弃标准化、模式化的原则,重新认识和发现村庄特质与特色资源的价值.既然乡村振兴是一项战略,那么就需要用长远的、战略的眼光来看乡村的发展与振兴,而不仅仅局限于或急于解决当下的一些具体问题.乡村振兴所要振兴的是具有田园特色的乡村,而且发现和保留乡村特色也会为乡村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

确实，在现代化、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乡村社会发展总体上显得滞后，经济收入水平处于相对较低状态。为获得增加收入的机会，大量乡村劳动力涌向城镇，由此出现了乡村社会的“大流动”与空落化的景象。这样的景象可能让人们对乡村既有的东西包括乡村社会文化特质产生了怀疑，甚至对乡村社会的未来产生悲观态度。某种意义上，乡村社会现阶段的大流动与空落化现象其实也是当下特定时期的发展特征，也是构成村庄特质的一个阶段性组成部分。乡村居民向外流动反映的是现阶段的一种生计模式与生活方式，而并不意味着农村将彻底走向终结，也不代表着既有 的农业生计会完全失去价值。在社会快速转型的时期，乡村振兴不可避免地面临道路选择的困境，一方面，如果完全保持已有的方式和特质，可能难以适应快速变迁中的社会生活需要，因为乡村居民同样要面对大市场，而传统生计又难以满足他们的增收需要。另一方面，如果全部放弃既有的传统和历史积淀下来的特质，开启全面彻底的更新进程，又可能陷入到不可逆的现代性危机之中。因为在现代市场大潮中，完全失去特质的乡村一旦进入危机周期，则会陷入更加脆弱和不安全的境地。 而如果保留部分村庄特质，则会为人们提供一种退路或回旋余地。

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既要重视村庄特质的价值，同时也要创造性地将现代要素与村庄特质重新整合起来，让村庄特质在现代社会转化为特色资源。当现代化、城镇化广泛推进之后，具有村庄特质的乡村将成为“稀缺”资源或特色资源，乡村的自然生态、田园风光、乡土文化以及农耕传统等要素，既体现出乡村社会所具有的特质，也可通过与市场和现代技术因素的整合，形成发展与振兴的特色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乡村特质并重振乡村的经验，也可在一些工业化国家中看到，如荷兰和日本，并未按标准化模式对乡村进行现代改造，而是尽可能保留传统特质，并通过精耕细作和美化乡村为乡村创造出新的生机。中国大量的乡村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且地方性特色鲜明，保留和重新整合这些村庄特质，也将是乡村现代化的重要资源。

四、 道路自觉:多样性的乡村振兴之路

当前，乡村振兴已成为一个时事热点问题，对 于这一热点问题，人们通常关心的是能不能找到一条理想的、简便易行的通道，或是有没有一种成功经验可用来复制推广，这样的想法其实具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在现实社会中往往行不通。

受现代性的发展意识和话语体系的影响，欠发达地区乡村的边缘意识在增强，而主体性的自觉、自信意识在被削弱。推进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不足问题，就必须树立起乡村社会主体的道路自觉和道路自信，记唤醒乡村居民共谋具有自己特色的振兴之路的意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创造经验，而不是依赖于对所谓成功或先进经验的总结和效仿。

乡村振兴的道路自觉理念，某种意义上与文化自觉理论有较多相通之处，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 ‘全盘他化’”。所以费孝通主张社会文化发展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在探寻乡村振兴道路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坚 持“各美其美”的原则，各个村庄要对各自的特质有自觉、自信的意识，即便是贫困村，也有自己 “美”的地方，或者有使自己村庄“美”起来的自信。如果按照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模式来推进乡村振兴，那么，那些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乡村要么会失去振兴的信心，要么会丧失自身的特质。

总结和建构乡村发展或乡村振兴的典型经验和先进模式，可以达到“美人之美”的功能，亦即可以宣传和弘扬典型经验中的一些积极精神和正面价值。但是，如果把典型经验和模式加以形式化地模仿或强行复制推广，则可能影响着乡村社会主体在实施振兴过程中的道路自觉，甚至可能出现标准化的乡村建设行为或城镇化举措导致村庄特质的灭失，以至于乡村振兴失去自身的特质基础。

增强乡村振兴的道路自觉意识，还需要重新认识乡村振兴的统一规划问题。自乡村振兴宏观战略提出之后，各地在具体实施行动中，似乎都在强调各个层级的乡村振兴规划，试图为乡村振兴设计出一个统一的目标、模式和路线图。然而事实上，中国的乡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各地乡村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也各式各样。如果要为乡村振兴进行宏观规划，那最好只要划出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重点范围、重点任务，而不宜规划和设计出唯一的路线。

迈向乡村振兴的道路，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各地乡村社会主体积极地行动起来，在各自已有的特质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在具体的振兴实践中，重新整合新的特质资源，寻求新的发展路径，而不是按照统一规划好的路线图去实现振兴目标。

每个地区的乡村、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传统，都有自身特殊的发展历程，也有各具特色的资源，其实，他们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实践“闯出”通向振兴之路。相反，那种理想化的、唯一的通道则存在着约束乡村主体能动性和积极性的风险。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中，我们可能需要“一地一策”“一村一品”，而不是统一规划振兴路径，更不宜强制推广单一模式。尽管在一些乡村建设的典型模式中，也包含对乡村发展共性问题及规律的概括和总结，但模式经验只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而无法得到真正地复制。

既然通向乡村振兴之路并不存在绝对最优化的理想路径，那么，在新时代谋求乡村的振兴就需要倡导道路的多样性，从文化相对论的视角重新发现乡村特质的价值，并使各地乡村特质得到新的整合和发展。

当下，乡村发展的多样性原则及其价值正面临诸多挑战，发展上的差异性现实在不断降低人们对村庄自身特质和潜质的自信，而对先进经验和模式则有趋同甚至膜拜的心理。探寻多样性的乡村振兴之路，就需要一种乡村价值的启蒙和乡村的回归，犹如赵旭东提出：“乡村振兴是一个契机，也是一种启蒙，是生活价值选择的启蒙，在这个意义上，回得去的乡村才是真正的乡村振兴之所求。”乡村振兴道路多样性的主张的意义就在于对乡村改造绝对主义的反思，以唤醒乡村建设与发展中的道路自觉意识。

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实践中，提升道路自觉意识可能需要重点朝这样三个方面努力：首先，振兴实践要重塑对村庄历史传统及自身特质的自尊和自信。尽管按现代发展主义的标准，一些乡村可能被划入“贫穷落后”的范畴之内，但各地乡村仍不能怀疑自己的历史及传统，而是需要对各自历史有理性的认识，亦即要有“自知之明”。 在此基础之上，重塑对自己历史和文化特质的自我尊重和自信心。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不同地区的乡村可能显现出不同的发展状况和特征，如经济收入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别。然而，即便在贫困地区的乡村，他们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别主要是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不同，其变迁历史、文化 特质和路径选择之于各自的生存与发展而言实际上具有平等的价值。乡村振兴的道路选择可能需要重振村庄特质的价值，而不是简单地放弃。

其次，振兴道路自觉需要明白发展过程中自身的问题。乡村振兴所面临的挑战表面上看来似乎都是贫困与发展问题，然而事实上，各地乡村所要应对和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且问题的成因和解决进路也会各自不同，具有各地的特点或特殊性。道路自觉就是要针对各自特殊的困境和问题的特殊性而寻求新的整合路径，而不是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方法切断不同村庄的历史发展链条。或许，用“格式化”的方法虽能暂时解决乡村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一“格式化”路径实际上会使得乡村发展产生断裂，最终达到的目标可能不是乡村振兴，而是乡村的终结。

此外，乡村振兴道路的自觉还需要自知各自的发展趋向，自寻重振村庄特质的路径。与文化自觉一样，道路自觉不是“回归”，不是“复旧”，而是需要创新。乡村振兴道路创新的前提条件就是各地乡村要认识到各自既有的特质，以及将特质转化为资源的方向，实质上也就是要探索出重振或重新整合村庄特质的路径。道路创新包含着创造和革新，但可持续的变革并非对自身的完全否定，而是为自身特质在新时代、新环境中寻求新的发展路径，同时也需要将新时代的一些新元素整合到自身特质之中，形成新的具有特质的发展模式。

在现代化和市场转型的推动下，乡土中国已迈入后乡土中国的发展阶段，乡村社会的部分乡土性特征依然维续，但城镇化和市场化浪潮已冲击并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结构与形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可能面临着两种方向性的问题：一是在保护和维续乡村特质基础上的乡村变革与乡村振兴，另一个方向则是完全告别乡村 历史和特质的城镇化。要改变一面是城市繁荣发展而另一面是乡村凋敝衰落的困境，根本的出路就是要重新理解城市与乡村的社会价值，亦即从相对论的角度来看待乡村和城市，发现和重振村庄的特质及其在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珍视、保护并尽可能维续村庄特质，尽可能在历史传统与现代元素重新整合中推进乡村振兴。

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中，需要唤醒道路自觉意识，增强道路自信。各地乡村可以发现和整合自己的村庄特质，探寻将各自特质转化为特色资源和发展动力的路径。 基于村庄特质而发现和开拓出的乡村振兴道路，会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多样性的乡村振兴道路，不仅可以归避绝对发展 主义一元化模式的潜在危机和风险，而且也可在发展中更好地保持乡村社会的主体性以及社会文化系统的多样性。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着眼于乡村社会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因而在这一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也就需要把保护村庄特质和社会文化多样性放到重要位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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