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中的社区营造——以湖北农村“抗疫”为例

作者简介： 万江红，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社会工作。;

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全国共同抗击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的行动就此拉开序幕。1月24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启动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2月5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全省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2月7日，湖北省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农村疫情防控措施抓实抓细抓落地的紧急通知》，指出要进一步切断传染源，阻止疫情向农村、社区扩散蔓延。农村防疫的紧迫性终于在疫情大规模爆发半月之余正式提上日程。

农村是公共医疗资源供给最为薄弱的环节，一旦农村地区疫情广泛传播，将对整个疫情防控形成巨大威胁，因此加强农村疫情防控在整个防控工作中居于重要的位置。社区是农村疫情防控的“最后一百米”，疫情防控决战时刻即将到来，农村社区防控面临的难点在哪里？有效防控机制何在？如何化“危机”为“契机”，提升基层社区治理水平？此乃本文研究的主旨所在。

1951年，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一项地区发展运动，要求从社区生活出发，集合各种社会力量与资源，通过社区中人的动员和行动，完成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和自发展，这个过程被称之为“社区营造”，其包含“人、文、地、产、景”五个面向。1社区营造的目的在于改变民众基于动机和道德的公共性想象，社会组织和社团通过“将最好的堤段让给其他组织”的方法，示范“为公而行”的理念，为在地居民展示不一样的公共性想象。2

大陆学者关注社区营造始于对我国台湾南投县桃米村社区营造的考察与研究。1999年9月21日凌晨，台湾南投发生了7.6级大地震，位于南投县埔里镇中心地带的桃米村受创严重。桃米村是一个人口结构老化、社会关系疏离、公共空间简陋、缺乏生机和希望的老旧社区。地震发生后，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进入该社区开展灾后重建，该组织激励社区居民实地学习社区营造的技能，并与社区建构“社造培力伙伴关系”，借以翻转社区。3历经十年努力，桃米村不仅修复了灾害毁坏的家园，改善了生活环境，抚平了民众的心理创伤，而且密切了村民之间的关系，增强了社区凝聚力。4桃米村的成功经验吸引着众多学者前往考察研究，桃米村保护青蛙的故事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借鉴我国台湾社区的营造经验，学者认为作为系统、全面、整合地进行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方式，社区营造能够有效地发动社区居民的参与，有利于基层社区治理。5而且社区营造增加了专业社会组织在其中的角色，如通过社会工作机构的参与帮助居民落实社区项目的目标要求，有效解决社区问题与需求。6张和清结合2008年汶川地震灾后实践提出，社会工作机构应坚守社区为本，通过社区再造和社区网络建设，推动微观的个人、家庭到宏观的社会环境的系统性变迁。7文军等以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社会工作服务为例指出，当传统的村落共同体被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打破时，集体成员间的社会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甚至出现断裂，同时个体从社会关系中汲取的社会资源与能量支持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通过社会工作对社区原生和内生力量进行增能是一条有效路径。8

总的看来，学者主要探讨了突发自然灾害发生之后，面对破碎的家园，疏离的社会关系，如何重建家园和营造社区的问题。但是对于灾难发生过程之中，是否需要和如何营造社区尚缺乏思考和探索。此次爆发的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持续时间长、防控情势复杂艰难，如果不落地社区加以控制，必将雪上加霜，导致疫情持续蔓延扩散。处在这种重大公共危机之中的社区，当务之急不是灾后重建的问题，而是灾难中如何化解危机、营造社区的问题。

疫情爆发始于春运时期的武汉，数百万人外流，大量旅客在此中转，病毒通过离开和途经武汉的人带向各地，带向农村。1月20日全国防控渐次展开后，湖北疫情呈现出由“第一波疫情高峰武汉—第二波疫情高峰周边二线城市—第三波疫情高峰向乡村蔓延”的态势。武汉市以外地市，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在2月1-7日呈现集中爆发态势，2月5日、7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连发两道通知，提出遏制疫情向农村地区蔓延要求，情况才逐渐好转。

相比城市社区而言，农村“抗疫”的客观条件明显不足。首先是农村人居卫生环境相对较差。村民卫生防疫知识匮乏；社区乱丢垃圾、乱倒生活污水、乱扔用过的口罩现象依然存在；厕所无害化改造尚未完成。以湖北黄冈市某县艾村9为例，全村530户，疫情爆发前农户厕所改造只完成了208户，尚有322户没有进行厕所改造。其次是医疗资源缺乏，医疗卫生能力弱。农村乡镇的隔离病房、救护设备、救护物资捉襟见肘，医护人员紧缺，村医更是寥寥可数。像拥有2500人口的艾村，村卫生室仅有1名村医。而且这些基层卫生室医务人员大多只有中专学历，缺乏应对新型肺炎的专业素养和训练。再次是人力物力资源严重不足。一个行政村一般只有3-4个村干部和各组小组长开展防控工作，社区工作人员严重短缺；村民难求口罩、体温计、消毒液等防护物资。艾村村民几乎家家缺口罩，有的村民一个口罩重复用好几天。2月8日，爱心人士捐赠的2000个口罩历经重重困难终于到达艾村，但是人均不足1个。

在尚未生产出疫苗进行有效防控之前，目前对新冠肺炎进行人为阻断的有效方法就是进行隔离，即一方面通过将确诊和疑似的病例进行隔离，另一方面则是对潜在的病人进行隔离。由于此次新冠肺炎的潜伏期长，且通过外显性特征来确认感染者存在一定的偏误10，对此，湖北各地采取的防疫应对除了在对病人及疑似病人进行“收集”、隔离治疗外，则是在“封城”（尤其是在“封社区”）之中，其要求所有人员都在家中进行“自我隔离”，以度过病毒的潜伏期，待潜伏病毒携带者发病之后，再对感染者实施隔离治疗，以达到社会成本的最小化。

在城市社会，家庭式隔离与社区式隔离是一体的，即只要封闭了社区，其实也就基本实现了“足不出户”（由于社区内部通常无法供给生活物资，因此在封闭社区的时候，需要物资供应等政策配套）。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其疫情防控与城市社会不同，即使封闭社区，社区内部以家庭为单位的防控依然困难重重。导致以家庭为单位防控困境的原因主要是乡村社会既有的习俗与疫情的防控之间存在较大的张力。

首先，乡村社会内部的人际交往模式与行为特征决定了以家庭为单位的防控难以有效落实。就新冠肺炎的防控而言，最优的举措是“非必要不出门”，如果必须出门则需要做足防护并勤洗手消毒。但对于普通村民而言，不仅能在疫情来到之前储备口罩等防护设备，加之大多数村民没有消毒等卫生习惯，这可能使得以家庭为单位的防疫在主观与客观上都存在一定的难度。更为关键的是，乡村是一个由熟人所构成的社会，如果有熟人（哪怕他没有戴口罩）与自己打招呼、递烟，村民可能不好意思回避，只得与之交流，这就使得病毒传播难以在家庭之间有效控制。

其次，乡村社会内部多是以家庭之外的空间为基础来展开互动，这就使得让农民“宅”在家里实现防控难以有效落实。与城市居民主要是以家庭的空间为基础进行互动不同，乡村社会更多的时候是以家庭之外的空间为基础来进行互动。在城市，或许居民可能“宅”在家里长时间看电视玩电脑，但乡村社会之中，很难看到村民整天在家里看电视不出门，玩电脑则更少。村民总是喜欢在屋前等开放空间与其他人互动，甚至打牌也在屋外。这种生活/交往习惯使得村民不与邻居等交往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尤其是天气晴朗的时候，村民们更是倾向于在屋前三五成群地聊天打发时间。虽然村组干部可能基于上级政策的压力，劝阻村民的这种“聚会”，但村组干部无法实现对每户村民的全天监督，一旦村组干部“不在场”，基于长期以来的惯习，尤其是他们未意识到病毒传播严重性的时候，这种“聚会”便时常发生。艾村的年轻人经常在微信群里发牢骚，说如果再这样关在屋里，不仅找不到工作丢了饭碗，还会憋出病来。

虽然中国农民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应对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的经验，但是面对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农民主客观上都严重欠缺准备，在灾难面前表现得手足无措，如不及时施策，长远谋划，很有可能导致人心惶惶、社区动荡，甚至出现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以群体之名逃避责任和各种约束。

1月25日，国家卫健委发出《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的通知》，三天后，湖北省卫健委印发《社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指导手册（试行版）》，自上而下的社区防控体系逐渐搭建，各级政府开始对社区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群防群控。然而，社区抗疫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自下而上的底层设计，尤其是农村社区。这次重大疫情反映出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疫情防控体系难以适应新的疫情危机，疫情的蔓延不仅要求防控关口前移、重心下移，而且还应该主体外移，给社区底层设计留下空间。具体而言，在社区规划上，由于疫情将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农村社区抗疫不仅涉及防控的要求执行、知识传播、秩序维持等紧迫任务，还要关注生计发展、社区重建等长远议题；在服务内容上，不仅要求社区募集防护物资、满足日常生活需求，还需要关注群体心理、社区关系、组织功能、文化传统等非物质层面的需要；在组织载体上，不仅要发挥上级政府和村委会的作用，还要发挥社会组织、志愿者和村民多元主体的作用；在抗疫方式上，需要发挥社区内在动力、重塑社区关系，化危为机，不仅要将社区建设成利益共同体，更要将其建设为命运共同体。

一切灾害从来都不是独立于社会文化系统之外的存在，它体现了一种“社会放大”机制，会产生连锁反应。这种反应除了经济影响之外，还表现为群体压力、秩序混乱、公信丧失等社会影响，而且可由此带来制度建设。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中，强调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和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大疫情的发生，同样也成为了社区共同体的试金石和社区营造的契机。下面就以艾村为例，谈谈社区营造的具体做法。

第一，以服务村民为核心，政社协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许多村民文化水平较低，对疫情认识不足。在抗疫的社区动员中，政府的支持、村委会的带动作用必不可少。但是单靠有限数量的村组干部，要长时段地处理居住分散的农村社区的繁重抗疫事务，人手不足、专业性不够，以至新闻报道了不少村庄做法简单粗暴。发挥社会组织以及社区骨干、志愿者作用，将社会力量纳入乡村防控体系十分必要，艾村的做法值得借鉴。2019年初，湖北省民政厅对湖北部分农村地区实行了社会工作服务试点，社会工作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进入农村地区开展服务，艾村成为Y机构的服务站点之一。Y机构在艾村以村民为中心，发掘社区资产，对接村民需求，开展社区服务，疫情爆发前已经服务了近一年之久。由于Y机构在前期工作中与村民建立了信任关系，与村民、村委会互动良好。所以艾村不仅村里感染病例较少，村委会的工作压力大大减轻；而且村民有困难能够寻找专业社工及时化解，如村民缺少口罩，社工一边积极寻找途径解决问题，一边在村民中做工作合理调配资源，最大限度地帮助村民共克时艰。

第二，以社会组织为桥梁，链接资源，增强社区抗疫实力。农村社区防疫的人力物力短缺，既有资源不足的客观现实，也有村民与外界联系少、不善链接资源的自身原因。通过社会组织可以链接防疫物资、心理支持等各种资源为村民服务。春节后不久，艾村发生了一件大事：村支书古书记的爱人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古书记既担心自己染病并感染他人，更担心村民情绪恐慌造成村庄秩序混乱，书记心理压力剧增；其承担的工作也由于要求自行居家隔离而难以为继。Y机构了解情况后，一方面为古书记对接心理专家，缓解书记个人压力；另一方面，链接W组织，该组织派遣由社工、医生、心理咨询师组成的“三合一”服务小组，运用微信“三群联动”（居民大群、需要服务者中群、特殊个案服务小群）方式，为村民提供在线专业咨询与疫情筛查志愿服务。陌生人要想进入村民的内部群并获得认可是很困难的，但由于是Y机构链接的服务，受村民信赖，对接沟通顺利，一场可能的恐慌终于消弭于无形。

第三，化疫情危机为社区发展契机，重建村民信任，营造社区共同体。严重的疫情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负面影响，但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患难见真情”，村民们看到了村庄的力量。艾村由于村边河流沙石利益冲突的历史问题，干群关系一直紧张，虽然村委会已经换届，但是积重难返，村民对村干部一直抱有怀疑态度。在这次抗疫工作中，村民们看到村干部不怕传染、不分昼夜、不畏严寒地为村民服务，终于发出赞叹。笔者在村民微信群里频频看到诸如此类言论：“感谢社工和爱心人士的关心，还特别要感谢为我们日夜操劳的人——村长平素声音不咋耐听，现宅在家里听那敲锣呐喊的提醒声，还真有点亲切感！”“这个时期村干组长、医生护士才是最伟大的人。”“（村干部）日夜都在村里坚守岗位，有时候饭都没得吃，我们大家一定要管好个人。”

当年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后反思，“乡建运动”的难处与困境是“乡村运动，乡村不动。”“乡下人漠不关心，只是乡村以外的人瞎嚷嚷。”11先生之语揭示了乡村社区建设的真谛在于动员乡村自身的力量。面对疫情，我们需要建立社区自我管理、自我组织和互相支持的机制。针对这次重大疫情，我们需要反思乡村社会在整个中国发展进程中的角色。乡村因其多样性、多元性而使得低成本的内在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成为可能，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乡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全球化及现代社会的风险。12在新冠病毒肆虐中国大地之时，我们在反思大都市发展的风险性时，也需要重新定位乡村在未来中国发展中的位置。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在乡村医疗资源极其匮乏的情况下，疫情之所以未能在乡村蔓延，主要是因为乡村社区的组织资源替代医疗资源，形成对疫情的防控。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社区营造，提升社区的组织应对能力是公共安全事件应对中的一个关键步骤。当然，农村社区营造远非技术层面的操作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制度逐渐完善过程，更是一个长期的文化理念培育过程。突发的重大危机事件打开了社区营造之门，但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1竺乾威，2008，《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中国行政管理》第10期；夏志强、谭毅，2017，《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逻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

2曾旭正，2007，《台湾的社区营造》，台北：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11-18页。

3窦学伟，2015，《社区如何动起来？》，《读书》第9期。

4(1)周如南、景燕春、朱健刚，2017，《灾后重建中的社区营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5(2)梁艳、沈一，2015，《台湾农村灾后重建中的社区营造及对大陆的启示》，《城市规划研究》第5期。

6(3)刘斌志，2009，《震灾后的社区重建：含义、策略及其服务框架》，《城市发展研究》第4期。

7(4)丁惠平，2019，《居间往返:支持型社会组织的行动机制》，《贵州社会科学》第9期。

8(5)张和清，2011，《灾难的社会根源与灾害社会工作》，《开放时代》第10期。

9(6)文军、何威，2016，《灾区重建过程中的社会记忆修复与重构》，《社会学研究》第2期。

10(7)依据学术规范，作者对所涉及的地名和人名等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11(1)据资料显示，仅有一定比例的新冠肺炎患者会出现咳嗽和发烧的外显性特征，医学对新冠肺炎感染者的确诊需要CT影像和专门的核糖核酸试剂的检测。

12(1)梁漱溟，2006，《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68页。

13(2)温铁军等，2016，《居危思危：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北京：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