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1949~2012年）

胡鞍钢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

人口众多，农业资源相对紧缺，粮食消费量大，农业供养人口能力不足，这是中国国情的突出特点。如何以占世界10%左右的耕地、6.5%的水资源养活占世界20%左右的人口，长期以来都是现代中国面临的头号发展难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农业发展与转型本质上是农业现代化，特殊国情决定了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既是“中国总道路”的具体道路之一，又是中国“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我们这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已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1］本文考察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过程、特点和前进方向，以期展望中国农业发展的明天。

一、农业初步转型发展期（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是中国农业现代化与转型的历史起点。这一时期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且是第一农村人口大国，也是第一贫困人口大国。毛泽东对中国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相当深刻，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2］这表明，中国是十分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和欠发达国家。

1952年中国农村总人口比重为87.5%，农业劳动力比重为88.0%。当时农村人口几乎都是绝对贫困人口。实际上，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据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如果按1987年不变价格计算的话，1952年中国农业增加值仅相当于1933年的92.3%，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1933年的94.8%。这表明，1952年中国农业的发展水平还不及1933年的水平。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农业生产水平大大低于1936年的水平，全国农业生产比1936年下降了25%，其中粮食下降了22.1%，棉花下降了48%。［3］

历史上，中国还是一个十分典型的饥荒大国。 1946年和1947年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明显恢复，但按不变价格（1987年价格）计算，1952年中国农业总产值仅相当于1933年的93%，农业增加值相当于92.3%。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发展直接受到政府农业改革政策的影响。安格斯?麦迪森认为，1949年以来，中国有过六次影响农业制度的重大政策变化［4］，但并非每次政策调整都能成功，这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这种政策调整本质上是在加速工业化的大背景下，调整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和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实践是检验政策的唯一标准：凡是好的政策，便可同时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两个目标。反之，则不能实现目标或只实现其中一个目标。

第一次是土地改革，也是最成功的“解放农民”的改革。新中国一成立，就将土地改革作为首要任务。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总则就说明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5］到1952年底，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每年700亿斤粮食的地租，极大地解放了农民。到1952年，中国粮食产量就比1949年增加了44.8%，也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8.1%。［6］同期，中国粮食单产比1949年提高了28.4%。 1953年，农民净货币收入比1949年增长123.6%，每人平均净货币收入增长111.5%。农民对消费品的购买力有了成倍地增长，1953年比1949年增长111%，平均每人消费品购买力增长1倍。1953年同1949年相比，农民留用粮食增长28.2%，其中生活用粮食增长33.6%。［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是一项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土地改革。正如毛泽东所言，“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土地改革符合中国国情，是20世纪中国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农村改革。从1946年5月到1952年年底，只花了短短六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完成了这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

由于土地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共急于在极其贫穷、极其广大的农村地区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久后进行了第二次政策调整，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具体讲就是实行互助组或初级合作社。这意味着，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从以土地私有、家庭个体经营模式转向走合作化道路，即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尽管农业生产仍然增长，农民收入仍在增加，但农民的自主性、自主权受到了限制，同时也直接影响了农业总产出和农民消费的增长速度，1953年和1954年农业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9%和1.7%，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分别增长2.8%和1.2%。［8］

1956年1月，中共又进行了第三次政策调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划了农业初级合作化和农业高级合作化的目标。由初级合作社发展为高级合作社，只用了一年时间，到1956年底加入高级合作社的农户已经达到了总农户数的87.8%（见表1）。实际上，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后，粮食生产并没有大幅度增长，而牲畜大量减少，农业生产力受到破坏［9］，还直接影响了农民的消费水平，1956年和1957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分别增长1.3%和2.0%。［8］（p.14）

尽管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已经进行了跃进式的生产关系调整，但是，1958年又进行了第四次调整。7月16日，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10］同年底，全国农村几乎全部建立了人民公社。75.3万个高级合作社的1.23亿农户分配到2.6万个大型人民公社中，每个人民公社大约有4600个农户和6700个劳力。这些人民公社中有50万个生产大队，300多万个生产队。［11］这不仅直接影响了农民的消费水平，而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很大，1958年、1959年、1960年和1961年农业增加值分别增长0.4%、-15.9%，-16.4和1.4%。

中国的农业政策在1962年又进行了第五次调整。虽然人民公社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这时农业经营管理转向了以较小的生产单位——平均拥有30户的生产小队进行。自留地又恢复了，农贸市场重新开放了，公社食堂也取消了。中央拨出大笔资金支持农业现代化，包括购买化肥、电动工具和拖拉机。农民的报酬按所在集体记录的工分来计算。在这种制度下，劳动努力所得到的报酬和劳动积极性远低于以农户为决策主体的耕作制度。

1952~1978年，农村和农业主要结构指标随着整个中国的发展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段时期内，农业产出增长主要来自多种要素投入。首先是劳动投入。农业部门就业总人数增长了68%，年均增长率达2.01%，该部门吸收了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但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1952~1957年是正增长，为1.66%，而1957~1978年是负增长，为-0.19%，这反映了人民公社化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其次是耕地总面积减少，但灌溉面积大幅度增加。其中1952~1957年灌溉面积年均增长率高达6.46%，在1957~1978年也保持了2.41%的年均增长率。此外还包括各种农业生产要素等的投入。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1952~1957年，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TFP）增长率为0.63%，1957~1978年为0.57%。［4］（p.81）根据文冠中的计算，1952~1957年，农业的TFP增长率为0.08%，1957~1978年为-1.53%。［12］

从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变化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这一时期最低点是1957年的65.7%，而后在1964年上升为67.1%，1965年为68.5%，到了1978年为67.7%，高于1957年。［8］（p.25）这就是说，1949~1978年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人口是属于“绝对贫困型”。

中国农村人口多，而且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多，这是最大的基本国情。这一时期，如何突破或跨越“贫困陷阱”是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但当时并未认识到这一点。而且，这一时期，城市与农村不同的身份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使人口不能自由迁徙，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积累了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按照劳动—耕地比例法估计，从1961年后农业富余劳动力持续上升，1970年突破1亿人，到1977年在1.1亿人左右［13］，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出现不仅使农业生产率下降（不及1957年水平），而且也形成极大的产出机会成本损失。据估计，这一时期的产出机会成本损失由1961年占GDP总量的8.45%上升到1977年的27.95%，［13］（pp.203~204）这阻碍了中国农业的转型和农村现代化道路。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变化，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3亿亩扩大到1978年的4.5亿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各类现代农业要素，如化肥、农业机械、电力等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全国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尽管人口增长过快，但中国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14］

二、农业转型：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全面转型

1982年世界银行发表《世界发展报告：农业与经济发展》，当时世界农业正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即农业能否为持续增长的世界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15］当时中国同样也面临这个重大挑战。

1979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指出，中国农业长期落后，尽管在粉碎“四人帮”后有所发展，但还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粮食总产量虽然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但人均粮食占有量只略高于1957年。许多地方的农民口粮不足，有的地方口粮严重不足。1978年中国进口农产品占进口总额的1/5。［16］解决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合理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避免社会动荡已成为当时面临的重要问题。

与前几次政策调整不同，此次中国领导人以务实的态度，首先在农业经营方式上进行了改革。正如中共十二大报告总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抓住农业这一环，着重克服过去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恢复和扩大农村社队的自主权，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体副业和集市贸易，逐步实行各种形式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随后又解决了多种经营的方针问题，从而使农业面貌很快发生显著变化。［17］其次是肯定了农民包产到户的伟大创举。自1982年始，中央连续五年发布五个一号文件，肯定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以发展乡镇企业和建设小城镇为依托的农村改革。1980年有14%的生产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1981年提高到45%，1982年进一步提高到80%，到1984年已达到了90%。［18］

1992年，江泽民首次提出中国的“三农”问题。他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19］20世纪90年代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除进一步发展农业之外，主要是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还没有根本触及和打破城乡壁垒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农业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非农产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持续上升，“三农”问题日益凸显，充分反映了中国农业发展存在诸多矛盾，中国农业正处于急剧转型的阶段。

从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又连续十年下发一号文件，对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采取了综合性的措施：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施工业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业的方针；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努力开拓多种渠道转移农民城镇就业；发展小城镇，促进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由内地向沿海地区转移，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小城镇向大中城市转移；建立健全和落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使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市民；进一步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

中共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大命题。中国农业转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以“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为主题的农业制度变革，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七次农业政策调整。为把更多的人从农业和土地中解放出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和农民工问题：第一，取消农业税，调整国家和农民的分配关系。经过农业税费改革试点后，2006年在全国取消农业税，延续了2600年的按地亩向农民征税的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335亿元。第二，实行农业生产补贴，强化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农业生产补贴包括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实行粮油、生猪等生产大县财政奖励补助。第三，全面放开粮食购销，迈出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决定性步伐。2004年决定全部放开粮食购销，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第四，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动农民造林护林积极性。2003年启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落实到农户，2008年这项改革推向全国。第五，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第六，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民后顾之忧。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第七，清理不合理政策和限制，公平对待农民工。［20］

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中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由农村为主的国家向正在城市化的国家转型，农村向城市、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转型，并出现了大规模加快转型的趋势。1978~2012年间，农村劳动力由70.5%下降到33.6%；农业占GDP比重由28.2%下降到10.1%；农村人口比重由82.1%下降到47.4%；同时，农业的生产率持续提高，1978~2012年间，人均农业劳动力粮食产量由1076公斤人提高到2129公斤人。农民生活水平提高，1978~2012年间，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39.3%（见表2）。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一个标志就是粮食单产的快速提高。在近2000年历史中，中国粮食单产提高了70%；而在1949~1978年间单位播种面积产量提高了145%；在1978~2010年间单位播种面积产量提高了96.7%，中国的土地生产率已经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远高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国的粮食单产不但远远高于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大国，与美国的水平也不断接近，2011年美国粮食单产只是中国的1.19倍。粮食单产的不断提高使中国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中国农业转型也表现为农业劳动力比重持续下降。1952年，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为83.5%，比英国、美国1820年的水平还要高，而且也远高于1870年时日本的水平；1973年，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78.7%，仍然高于日本1870年的水平；1992年，下降到58.5%，仍高于美国1870年的水平；2012年下降到33.6%，仍高于日本1950年的水平。这反映出中国的农业转型既是后来者，也是工业化的“长征者”，需要花上百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完成从农业大国转变为现代化强国。

农业转型过程是农业与非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不断扩大的过程。这是农村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直到农业与非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出现缩小的趋势时，农村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才有可能缩小。

中国农业劳动力充裕，耕地资源稀缺，因此，和世界上其他大国相比，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一直低于世界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1970年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是增长率相当快，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到2011年已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4。但是，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按农业增加值计算，2000年美元价格）还是远低于美国、俄罗斯、巴西等大国，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要比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大得多。这一方面有资源限制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还具有很大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以实现资金、技术等现代要素对于劳动力的替代。

实际上，农业现代化就是不断强化现代农业要素的投入，使得基要生产函数组合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并占据支配地位，普及应用至整个农业生产部门。在不增加农业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的情况下，提高粮食单产进而提高农业总产出。这是现代生产要素替代自然要素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农业要素在中国大规模应用，突出表现为：发生了以节地、节时、节水为目标的白色（塑料）革命，到2008年农用塑料使用量达到200.7万吨，2011年达到了229.5万吨（见表3）。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了7倍之多。2012年大中型农用拖拉机、水稻收割机和玉米联合收割机数量分别为490万台、510万台和230万台。小麦、水稻和玉米机械化播种与收割率提高了55%。［21］机耕、机播、机收比重不断提高，到2009年机耕面积占播种面积比重达到66.0%（见表3）。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农业产出增加的主要因素。2012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了54.5%，与农业改革初期的27%相比翻了一倍。［21］

与此同时，化肥、农药等现代要素的过度投入也带来了农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国的化肥施用量已经达到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国际公认为225千克每公顷）的1.93倍，同时，中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膜率达到了40%，另外，还有60%~70%的农药残留在土壤中。［22］

三、从农业人口大国到现代农业大国

中国农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52~1978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增加值增长了70%，年平均增长率为2.1%，同期总人口增长了67%，人均农业增加值几乎无增长。1978~2012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增加值增长了3.5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4.6%，同期总人口仅增加了40.7%，人均农业增加值增长了2.24倍。需要指出的是，同期城市总人口增加了4.13倍。近十年中，人均农业产出增速有所下滑，但仍达到4.5%的年增长率，比全球1.7%的增长率高出近两倍。

中国农业增加值占世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迅速上升，成为世界第一农业生产大国。按2000年美元价格计算，1980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的10.58%，已经居世界第一位，1990年中国农业增加值达到9.14%，但是低于美国（为9.48%），居世界第二位；到2000年中国这一比重上升至16.5%，相当于美国的1.89倍；到2011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达到了25.3%，比印度、日本、美国三国的总和还要多。

中国也是对世界农业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在1980~2005年期间，中国对世界农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26.6%，美国为10.7%，印度为10.5%，三国合计对世界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在47.8%。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在19种主要农产品中，中国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就有12种，第二位的有2种，第三位的有4种。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中国的谷物产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一直处于第一位，2004年为18.20%，美国为17.14%；中国劳动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如肉类、蔬菜和水果的产量已经居世界第一位，2004年的产量分别占28.57%、36.62%，而美国分别占14.95%和5.01%。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生产了世界67%的水产品，其中人工养殖水产品（包括海产品和淡水产品）占了66.5%。

中国还是世界上农产品出口大国之一，并且仍然具有很强的增长潜力。2010年中国是世界上第六大农产品出口国。中国农业属于高度自给型，出口依存度仅为9.3%，农产品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为4%。从积极的角度看，中国可以在沿海、沿边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充分利用多样化农业资源与丰富的农业劳动力资源两大比较优势，中国有潜力也有能力成为世界最大农产品出口国。

四、迈向现代农业强国

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农业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按照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看，中国不仅低于澳大利亚、俄罗斯和美国的人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印度的人均水平。其次，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世界仍居于较低水平，青壮年劳动力在减少，劳动成本在上涨。再次，中国农业水资源总量匮乏、分布不均衡，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条件差。同时，中国的农业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成本，诸如土地退化、土壤污染、生物多样性受到损害等。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23］中国从世界农业大国迈向世界农业强国，农业转型的基本方向是向现代农业转变，其实质就是使农业更加具有现代性：一是农业生产组织不断变革。中国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每个家庭户平均经营规模仅为0.47公顷耕地，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生产发展的潜力。因此需要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使之适应地区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变化，并对此做出积极反应，不断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二是现代农业要素不断强化。国家应当强化对农业基础性、公益性、前沿性科学研究的投入，力争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有重大突破。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大力发展节水农业，严格控制开采地下水，严格实行农业用水总量控制，积极发展绿色农业、绿色食品加工业，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有机农产品认证体系和食品追溯体系。加快发展设施农业，推进园艺作物标准化生产。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促进农机农艺融合，进一步提高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发展农业信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经营销售信息化水平。三是转变农业结构。要实现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从谷物生产为主到非谷物生产为主的转变；实现农村家庭收入的增长；实现从自给自足的农业模式向高效开放的现代农业模式转变。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参与全球市场，不仅要提高中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也要不断提高中国农产品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份额的占有率。四是转变农业发展模式。从高度自给自足转向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为主、国际资源为辅）、开拓两种市场（国内市场为主、国际市场为辅）。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农产品贸易市场和农业贸易一体化，既提高进口特别是进口土地密集型、水资源消耗型农产品的潜力，又发展和促进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既要积极引进外资、农业新技术，又要积极“走出去”，投资各类农业，扩大全球农产品供给量，特别是向发展中农业大国转让适宜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良种。

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农业制度、技术、结构和发展模式的变迁，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从1978年到2012年，这四个方面都成功实现加速发展，进而促成了世界上最大农业国的创新。

五、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农业转型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农业制度安排和农业发展政策，并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农业发展与农业变革的兴衰。当中国领导人正确地、全面地认识基本国情特别是农业发展的国情，准确地、客观地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和矛盾，针对各地差异的特点，反映和满足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尊重和支持农民的首创精神，采取务实主义和渐进主义路线，稳健、稳步地推动农业改革，农业转型就比较顺利；反之，“欲速则不达”。

如何成功地解决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关键是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基本国情、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历史就是探索和开辟这条道路的历史，既有十分成功的历史经验，也有惨痛的历史教训；既有封闭式的探索，也有开放式的创新；既要借鉴国际的先进经验，又要独立探索最适应自己的道路。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又如何认识和选择中国农业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本质上必须是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这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大致一致。具体讲，就是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恩格尔系数也持续下降；不断强化现代农业要素，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进步作用，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农产品商品率，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实行家庭经营。现代农业服务体系，国家支助农业科技创新等等，都呈现了世界性的农业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同时也反映了这一现代化的长期性与阶段性，是一个不断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量变再到质变的过程。但是，世界性的农业现代化没有可以遵循的统一模式。这取决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也取决于不同国家选择的农业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

新中国用了60多年的时间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这包括：第一，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充分体现在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就是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23］（p.22）第二，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坚持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工业和服务业为国民经济主导部门，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服务业服务农业、国家支持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第三，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坚持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第四，以推进农业结构性战略调整为基本途径。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优化农业产品结构，发展高产、优质、安全农产品。第五，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第六，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即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支持和扩大家庭经营规模。第七，探索绿色农业道路，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农业生产、农业资源、农业环境、农业科技、农业服务的全过程中。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农业发展的“万里长征”，仍需要继续上下求索。

［参引文献］

［1］《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1431页。

［3］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版，第750页。

［4］〔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

［6］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8~1489页。

［7］庞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1949~1976）》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8］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4页。

［9］温锐：《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变革》，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页。

［11］〔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2~73页。

［12］Wen，G.J.，“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a’s Farming Sector：1952~1989”，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 42，No.1，October，1993.

［13］胡鞍钢、程永宏、杨韵新：《扩大就业与挑战失业——中国就业政策评估（1949~2001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201页。

［1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15］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2：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Washington，DC：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16］《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6页。

［17］《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18］LIN，J.Y.，“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2，No.1，March.

［19］《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20］温家宝：《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道路》，《求是》2012年第2期。

［2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著，许世卫等译：《经合组织粮农组织2013~2022年农业展望》，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65页。

［22］蒋高明：《悬崖边缘的生态和食品安全》，《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11日，第2版。

［2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胡鞍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