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移情与行为：新市民群体角色再造的内在机理

——基于大都市郊区农民市民化的调查分析

文军  沈东

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15年第1期

内容提要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一个重要的跨学科议题，得到了学者密切而持久的关注。本文通过大都市郊区农业转移人口的实地调查，使用“角色再造”这一核心概念，从认知、移情和行为三个方面透视了新市民群体角色再造的内在机理，勾勒出了大都市郊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动因及其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深化了角色理论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和政策实践中的应用。

关键词 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 新市民群体 角色再造 内在机理

一、问题意识、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近年来，城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得到了来自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持久关注，成为一个跨学科议题。①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职业转换、地域转移、身份转化以及社会权利的保障上，对其角色的转型涉及较少或不够深入。其实，“制度 － 技术”层面上的市民化只是一个相对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外在过程，而“文化 － 社会心理”层面上的市民化则需要较长时间的吸收与沉淀。而且，没有“文化 － 社会心理”层面的市民角色转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不是一个完整彻底的过程。本文试图运用“角色再造”这一核心概念，透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后，新市民群体角色再造的内在机理，从而勾勒出大都市郊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动因及其演变过程，并由此深化角色理论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实践与应用。

本文所指称的“新市民”并不是一个规范性的专业用语，一般是指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或者大学毕业留在非户籍地城市工作的群体集合。这个群体包括三大类具有明显区分度的群体: 第一类是拥有居住地户籍的，他们大多数是通过教育、投资、婚姻等渠道来实现移民，并在非出生地长期工作或学习的，是典型的知识移民和财富移民群体。比如，大学毕业后留在非原籍工作的年轻白领群体就是一大类新市民群体。第二类是劳动力移民群体，主要是指通过非正式工作的渠道来实现自我的劳动力区域转移，并在城市中主要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再生产工作，但目前已具有了相对固定的住所和比较稳定的工作收入来源，且长期定居于所在城市的群体。这个群体常常被人们称之为“外来人口”“外来务工人员”“打工者”“农民工”等。这类新市民与老市民相比，其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自己什么时候迁移到什么地方，是一种理性选择和市场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目前政府不再禁止他们流动和迁移了，但他们仍然会受制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即使许多人已经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了多年，却仍然无法像老市民群体一样获得完全同等的城市社会权利。①第三类是城市郊区的失地或被征地的农民，他们在全部或部分失去土地之后，被城市政府强行纳入到城市生活体系，实现了从原来的农民转变为“新市民”。其与第二类群体的区别在于这类新市民已经拥有了城市户籍并部分地享受到了城市社会的同等权利和社会保障，他们融入城市的起因更多的是一种被动接受的过程。

之所以说是“新市民”，是相对于“老市民”而言的。但本文所研究的“新市民”是专指上述第三种类型的城郊失地农民。这些“新市民”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至少有: 一是大多数靠纯粹出卖劳动力为生或从事技术含量偏低的工作，这使其不同于其他一些财富型的移民和知识型的移民; 二是具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收入来源和住所，这使其不同于其他一些普通的农民工群体、无业且无家可归的游民群体; 三是对所居住的城市具有较强的认同和归属愿望，希望自己能尽快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去，这使其不同于其他一般的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 四是虽然户籍可能改为“非农业”户口了，但目前还没有完全得到城市社会的正式认可，难以享受到与老市民完全同等的社会权利和公正待遇，这使其区别于其他毕业分配、工作调动的正规移民。②可以说，这些新市民群体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是现阶段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不充分的一种未预期的后果。

“角色再造( Ｒole Ｒecreation) ”是角色理论中的一个新概念，③其与“角色转换( Ｒole Transition) ”的概念比较接近，角色转换是指不同类型角色之间的一种转换，目的是满足自身期待，实现社会价值。④但与“角色转换”不同的是，“角色再造”的概念内涵更侧重于新角色的培育而不是新旧角色的转换过程。“角色再造”实际上就是重新赋予角色新的内涵，犹如新生命的诞生，角色再造就是一种新角色的诞生过程。当然，这两个概念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如果新旧角色转型不成功，就谈不上新角色的再造问题。角色再造本质上是角色变迁中一种新的角色扮演( Ｒole Playing) 过程，⑤所不同的是，“角色扮演”一般暗含着当一个人具备了承担某种角色的条件时，才按照这一角色所要求的行为模式和规范去行动。“角色扮演”更多的是体现角色实践者对角色承担的一种积极性和主动性。而“角色再造”则侧重于角色变迁中角色实践者对一种新角色的培育与再创造，其更多的是体现角色实践者对角色承担的一种创造性和客观性，可以说是角色实践者主观性与客观性、内在性与外在性、延续性与创造性的一种统一。⑥

从“角色再造”的过程来看，一个新的社会角色的形成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以社会成员即个人的人格结构为中介，将社会性的文化规范赋予并内化到个人身上，实现由社会安排到个人角色达成的过程; 二是因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角色的形成过程会在具体的角色扮演中得到投射和表现，从而实现个人参与到社会的过程。而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过程实际上就是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 既是宏观制度规范与微观角色行为的结合，也是一种主动角色再造与被动角色扮演的有机结合。当然，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顺利与否，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其所承担的实际角色距离有关。①如果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的能力、素养和水平与其所要承担的新市民角色之间的差距较大，其角色再造无疑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和困难。一般而言，“角色再造”的过程会经过以下三个不同阶段:

一是认知阶段。“认知”在本质上是一种角色期望，而角色期望则是社会大众对人的行为规范的一种外在要求。当一个人在承担某一种角色时，其首先遇到的就是社会或他人对该角色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的认知。而且，依据不同的认知情况，角色实践者会形成不同的移情与行为，从而最终产生出不同的角色。城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后，他们会对新的城市生活所赋予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产生新的认知，从而为其承担好“市民”角色进行必要的前提准备。

二是移情阶段。“移情”是一种角色领悟，是个人对社会规定的行为规范的一种内在理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首先需要有一种对市民角色的完全认知和体验，但由于受社会文化、客观环境和个人能力等不同因素的影响，每个人对自己要承担的角色认知与理解是不同的，会不断依据自己对角色的认知和他人对自己的态度来不断调节角色领悟的过程。在这一阶段，新市民的观念会逐步发生很大的变化，并与市民角色在情感上融为一体，从而逐步提升到市民角色的境界。

三是行为阶段。“行为”是一种角色实践，也就是角色承担者对角色行为规范和要求的一种具体运用，它是认知与移情的进一步发展，是在个人实际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角色实践。“行为”受制于角色认知和移情状况，也可以反过来作用于角色承担者的认知与移情，进一步提升角色期望与角色领悟，促进角色转型，实现角色再造。当农业转移人口脱离了土地，逐渐融入到城市生活之时，角色行为也就随着其对市民角色的认知以及感情上的变化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而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实践也会逐步形塑出一种全新的角色期望与角色领悟。

在有关大都市郊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方面，笔者 10 多年来多次带领自己的学术团队开展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也发表了十余篇相关学术论文。2010 ～ 2012 年间，笔者曾带领学术团队与民政部合作，以各大城市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规模、时间为依据，确定样本量，选取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武汉、沈阳、成都、南京等多个大城市郊区作为调查区域进行一对一的访谈式问卷调查，共先后发放了调查问卷 5000份，回收有效问卷4946 份，问卷有效率98. 92%。本文涉及到的相关数据除了特别说明的以外，都是基于我们自己经验调查所得的数据资料来进行分析的。而且，本研究主要依据角色再造所必须经历的认知、移情与行为三个具体阶段来分析新市民群体角色再造的内在机理，试图呈现出大都市郊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动因及其演变过程。

二、认知: 新市民群体的角色期望

“认知( Cognition) ”也称作认识，是现代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泛指全部认识过程的总称。在角色再造的过程中，认知是指城郊农业转移人口对与市民角色相关的权利和义务的了解。②在向市民角色转型之前，由于城郊农业转移人口本身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知识结构与原来的市民群体都有着较大的不同，因此需进行必要的“再社会化”，即为角色再造的顺利完成进行必要的前期准备。

农民进城以后，生活在都市新区里，潜移默化地接触、了解了许多原来陌生的事物，他们认为要适应城市生活，不能只是关心已有知识的更新，还应当主动学习许多新知识。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占 31%，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7% ，文化程度普遍低下。但同时，有 63．9% 的被调查对象认为，作为一位新市民，应当具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这说明，尽管大多数新市民自身的文化程度较低，但这并没有阻碍他们对文化知识重要性的认识，相反，基于新市民自身的体会，他们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而且，89% 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当采取疏导教育为主，引导子女成长。只有 5．9% 和 2．2% 的人分别认为可以采取“严厉教育、不听话就打”和“没时间教育、顺其自然”的方式。近九成的新市民普遍重视对自己子女的教育，而且十分注重教育方法。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作为一名现代市民，应当具有较高层次的学历和较为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应当采用合情合理的教育方法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希望自己的子女今后更有出息。当然，对学习的认识程度及需要学习什么则因人而异。在问及最迫切需要哪方面的教育时，10．7%、14．3% 和 6．3% 的人则分别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就业技能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教育。农民向城市流动，由于职业的不断变动，给农民带来了学习新技术的机会。尽管一些农民就业的职业层次不高，①但在面对新环境时，原来的知识储备已经显地苍白无力，他们主动学习新的技术或者鼓励自己的子女不断学习深造，以达到适应当今社会的目的。加之，有无技术的经济回报率有较大差异，这会在较大程度上调动起新市民群体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比如，在语言学习的适应性方面，调查数据显示，当有人用普通话与他们进行交流时，42．2% 的人比较习惯，32．4% 的人很习惯而且感觉很好，只有 25．4%的人还觉得不太习惯。而且，新市民群体对外来民工的看法也在不断更新。88．3%的人能够与外来民工友好相处，比较尊重他们，仅有 11．7% 的人存在看不起外来民工的心理。96．1%的新市民对自己的人际交往给予了满意的评价。农业转移人口走入城市之后，他们的生存空间、社会交际范围一下子扩大了许多。虽然由于城乡分割的一系列制度造成进城的农民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中，但由于生活、工作等方面的接触，人们之间或多或少有一定的人际交往，农民的交往关系也从狭窄逐步走向了多元。②这些说明，大部分新市民思想比较开放，与外界接触多，对新的交往方式以及交往群体的认知正在与城市发展一起提升。

但是，在对一些年龄相对比较大的“50 后”新市民进行访谈时，我们发现，他们衡量自己与“老市民”之间差距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经济收入尤其是养老金的收入: “他们工人一般性退休都要 2000 到3000 元。我们一共也就六七百块，七百块都不满，688 块”; “主要就是收入方面差异太大了，一般都是收入，收入高一点的话，就舒服了。现在就是农不农工不工的，一个月三百多块。居民不像居民，农民不像农民”; ③“我们是小城镇保障，人家城市单位里的人呀，是城市保障，‘城保’跟‘镇保’的标准还是有较大距离的”。④可以发现，认知作为角色再造的第一个阶段，是农民向市民角色转型的先导，并深刻影响着随后的角色再造进程。如果新市民对市民角色的权利和义务、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有着更积极的认知，他们在角色再造的过程中就会更加主动地践行市民角色，并享受新市民群体角色再造这一过程。有些新市民群体由于自身知识储备更新不及时，工作技能不能适应新的环境需要，再加上人际交往中的不顺畅，导致了其对市民角色的认知偏差，阻碍了角色再造的顺利进行，这部分新市民以中老年人为主，学历层次较低，工作技能单一且人际交往封闭。⑤

新市民群体的认知，不仅来源于对“老市民”群体的角色期望，①而且也被新市民群体自身的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所内在地决定着。比如，大多数新市民认可“现代市民应当具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一判断不仅是对具有较高学历和较为丰富科学文化知识的“老市民”群体的认知，而且也是新市民群体自身学历层次较低和科学文化知识较为贫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竞争的现实反映。同理，新市民群体认为“应当具有能够适应城市竞争的工作技能和开放的社会人际关系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自身工作技能单一、人际关系封闭，不能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所造成的。

新市民群体在角色再造的过程中，对市民角色的准确认知来源于宏观与微观、客观与主观、外部与内部的有机结合，即认知不仅受到宏观制度规范的约束，还受到微观个人素质的制约; 不仅需要客观环境的熏陶，还需要主观学习的努力; 不仅是外部赋权认同的结果，②还是内部转化吸收的过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折射到单个的新市民身上，就可能会出现认知偏差，并进而影响到整个角色再造。因此，认知是角色再造的初始阶段，触发了市民角色转型的内在动因，深刻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对市民角色的领悟与实践，为后续的移情与行为作了准备与铺垫。

三、移情: 新市民群体的角色领悟

“移情( Empathy) ”是一个精神分析理论术语，由弗洛伊德首次使用，指将情感从一种对象迁移到另一种对象。移情又可以被分为两种形式———正移情和负移情，前者指主体对对象的一种积极正面的情绪，后者指消极负面的情感。角色再造过程中的移情不仅是指新市民群体在认知层面上，而且在情感上升华并认同了“市民”的角色，具备了“市民”角色实践的能力。在这个阶段，农业转移人口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情感上认同市民角色并与之交融，开始进入了角色领悟的阶段。城郊农业转移人口对市民角色的认知和移情虽说是后天培育的，但是，当其进入城市并在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后，由于居住环境、生活与工作场所以及人际关系的变更，城郊农业转移人口对“市民”角色的认识和感情也会随之相应的变化，会从一开始的消极被动转变为积极主动，并逐步地去接受城市的工作、学习以及生活方式等，从而形成良好的市民意识和生活习性。③

在同一城市中生活，任何市民既有遵纪守法、尊重他人合法权益的责任，又有关心和参与制定城市法规和各项政策的义务。城市通过法规来保障市民的权利，市民的自觉行动和参与意识又是城市共同体存在的必要前提。调查显示，新市民群体在“是否遵守交通法规，见站上车，红灯停、绿灯行”方面，63．9%表示会严格遵守，30．7% 表示视具体情况而定，表示不会遵守的仅占3．5%。这说明大部分新市民已经具有了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并且在个人情感上认同城市交通法规，因为城市共同体是由市民组成的，城市各项政策的制定首先要考虑到对市民利益的保护，讲究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结合。一个不珍惜自己权利和义务的市民，不可能成为真正爱城市的人; 一个对社会发展没有信心和失去社会关爱的市民，只能算是“小市民”。当我们问及“您对社会的发展有信心吗”这一问题时，84%的新市民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可以看出，大多数新市民对社会发展有信心。随着新市民群体对城市经济生活、生产的适应，就业机遇的增加及社会保障的不断完善，社会发展的成果也可以落实和惠及到新市民群体身上，这会让新市民的主观移情体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移情作为新市民群体的角色领悟，可以看作是角色再造过程中城郊农业转移人口认同市民角色的心理过程。①虽然这个过程主要受市民化过程中自身的实践活动和“社会 － 文化”认同的影响，但是，个体层面的心理过程会受到社会层面的规定与制约。而且，在市民化过程中，基于征地前后的比较与反思，城郊农业转移人口也会进行相对理性的得失比较，并作出鲜明的价值判断，从而形成对市民角色的认同或拒绝、归属抑或抵制。同时，由于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建设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城市化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政府的规划与推动，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也注定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和介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新市民群体角色再造的被动性，从而影响了对新角色的接受与认同。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新市民群体中不仅存在正移情，而且还存在一定的负移情，即有些新市民对市民角色有着强烈的认同并在情感上与之交融，而有些新市民则十分抵制市民角色的扮演，对其产生敌意，拒绝市民化进程，甚至要求做回农民。我们在上海郊区的调查数据显示，有 53． 8% 的农业转移人口表示不愿意做“新市民”，如果排除一些自己“说不清”或“无所谓”的，“不愿意做市民”要比“愿意做市民”的比例要高出很多。“现在幸福什么啊，住过来不住过来一样的呀。人幺，我跟你说，待在家里一定要动动的，家里幺，弄个一亩地，种种蔬菜，种点水稻，自己一个村里人都认识的，到这里幺，人都散开了，都不认识的，住在这两边都不认识，跟你们上海一样的，楼上的你也不认识人家，楼上也不认识你楼下的呀，都是这样的呀。都说是一个镇的，但来自各个地方，都不熟悉的”。② 新市民群体的角色期望直接作用于角色领悟，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新市民的个人遭遇，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顺境还是逆境，不论是个人叙事，还是群体事件，都会对新市民群体的角色领悟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们( 指老市民) 都不睬我们的，也不讲话，一看见我们就躲开了，好像是嫌我们土，不愿与我们交往。有的还说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来之后，小区的治安就不好了，不是今天这家被偷了，就是明天那家的自行车丢了。他们就是说给我们听的，就是看我们不顺眼”。③比如，**件的发生，可能是由于群体中某一个人的不幸遭遇引发群体连锁反应，也可能是由于整个群体的利益遭到损害而诱发事故，这一点在城郊的征地、拆迁等事件中显的尤为突出。

产生正移情的新市民大多有着较稳定的经济来源和开放的人际交往圈，是征地运动的受益者; 而存在负移情的新市民则处于一种较低的生活水平，原先的人际交往中断，诉求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满足，有些人的生活质量甚至低于征地前的水平，是整个征地运动的利益受损方。正移情和负移情是移情的一体两面，在整个角色再造过程中，不仅认知会影响移情，移情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影响认知。具体来说，正面的情绪会促使新市民积极扮演市民角色，从而达到准确的认知; 负面的情绪则使新市民抵制、拒绝市民角色的扮演，进一步加深认知上的偏差，造成角色再造的迟缓或中断。而且，新市民群体一旦对市民角色产生负移情，这就会在无形中压制、抵消群体中的正面情绪，并且比正移情具有更为强大的传播力与感染力。在实践中，各级政府应当想方设法的去培育新市民群体对市民角色的正移情，防止甚至消除新市民群体中的负面情绪，实现负移情向正移情的转化，正移情向市民角色实践的飞跃。

四、行为: 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实践

“行为( Behavior) ”在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中的解释多种多样，有的将其局限在外显的可观察到的行为，有的则突破这一界限，将内隐的人类意识活动也定义为行为。④本文采用广义上的“行为”定义，即认为凡是人类外显的和内在的、显意识和潜意识的一切活动都可以作为一种“行为”来看待。角色行为就是指在角色期望、角色领悟基础上，实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行为，即体现为一种角色实践。① 角色实践的过程，也就是主体对环境的适应过程。换言之，我们在此所说的“行为”，实际上就是角色再造过程中的一种角色实践，是角色扮演者以怎样的言谈举止通过“舞台”表演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这种角色实践是角色期望和角色领悟的最终结果和表现形式。当城郊农业转移人口失去土地，进入大都市并融入到新的城市生活之时，日常行为也就随着其对市民角色的认知以及情感上的变化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当然，不同的角色群体会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当问及“夏天您会穿睡衣或赤着上身上街吗”，74．2%的新市民表示“坚决不会”，20．8% 的人回答“有可能，看具体情形”，4．2% 认为“习以为常”。这说明在经过城市生活环境熏陶后，传统村落中衣着举止随意性的行为方式得到一些改观，七成多的新市民在城市中会更加注重自己的衣着打扮，使自己的行为更符合市民角色期待。因此，在对市民素质的实践方面，多数新市民群体表现出了积极向上的姿态。调查还发现，新市民群体在业余文化生活中，选择听广播、看电视的共有 3873 人次，占样本总数的 77．4%; 选择看报纸、书籍的共有1953 人次，占 39% ; 聊天的共有 1798 人次，占 36% ;打牌搓麻将共有 1098 人次，占 22%; 参加小区的文体活动共有 1043 人次，占 20． 9%。由此可见，新市民群体的日常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单调，大多选择成本较低的电视、广播、读书、报纸、聊天等活动，这可能一方面受制于自身的兴趣爱好，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居住区的设施不完善，限制了其他兴趣爱好的培养。

认知和移情直接影响着新市民的行为，行为是认知、移情基础上的一种角色实践，是角色再造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理想状态下，城郊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随着认知、移情的相互作用，其在角色再造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积极主动，或者说会从一种被动的角色再造逐步演变为一种主动的角色再造。而且，每个个体对市民角色的认知不可能完全一样，对市民角色的移情也不可能完全同步，新市民在角色再造的过程中完全有可能会增加个人的自我理解，从而形成其独特的行为模式和角色实践方式。但是，正如移情分为正移情和负移情，行为也可分为行为规范与行为失范。一些新市民在其土地被征收后，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认知偏差和移情障碍，产生了行为失范，如越级上访、**件等，②在访谈中，就有新市民提到: “上访的多了，北京去的都有的，他们知道有人要去北京上访，就会拉拢你，给你吃给你用，不准你去，他还是比较担心你去揭露他的丑闻的，假如你去了，就把他的丑闻揭露出来了”。③ 此外，在一些大都市郊区的调查中，我们还发现新市民群体中两个最为突出的行为失范: 一是普遍不交物业管理费，他们认为住在自己家里不应该再交钱给别的人; 二是小区内破坏绿化的现象比较严重，房前屋后的绿草地被普遍改造用来种蔬菜。④

行为是认知、移情基础上的角色实践，是认知、移情内在转化吸收之后的一个外在结果，规范的行为来源于认知准确和移情到位，而失范的行为则是由认知偏差和移情障碍所引起的。⑤而且，认知、移情与行为不仅是个单向的层层递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可以逆向递推的心理过程，即规范的行为会加深新市民群体对市民角色的准确认知、培育一种积极乐观的角色领悟，行为的失范会进一步加剧认知偏差和移情障碍，使整个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陷入困境。从微观层面看，行为是被个体的认知与移情所决定着的，但是，从宏观层面看，个体的行为内嵌于整体的社会结构，决定个体行为方式的最终因素是社会结构，即宏观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个体的认知对象、移情通道以及行为选择。①这提醒我们，在角色实践中，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需要在政府、集体和个人的帮助下，有序促进认知、移情以及行为三个阶段的循环往复，维护角色再造内在机理的良性运转，防止出现恶性循环。

五、总结与讨论: 建构新市民角色再造的完整图景

大都市郊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完整过程，从微观上看，是农民向市民角色的转型; 从宏观上看，则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②在实践中，城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还受到农业转移人口自身认知、移情以及行为等内在角色冲突的限制。③但是，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冲突不仅是由于内在机理不畅通，更是因为形塑市民角色的宏观制度规范的不健全，也就是说，内在机理的有序运转还需外部提供良好的环境。

“制度 － 技术”层面上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先行性，是一种外在性的市民化，大体涵盖了职业的非农化、空间的城市化以及户籍的市民化这三个过程。比如，城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随着城市化扩张，郊区农民土地被征收而启动的，从一开始，城郊农民就被打上了被“市民化”的痕迹。④ 无论是职业转换、地域转移，还是身份转化，没有“制度 － 技术”层面的松动与引导，城郊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就不可能开启。而且，“制度 － 技术”层面的市民化只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完整过程的组成部分，这个层面市民化实现的只是从农民向准市民的转型，新市民群体角色再造的成功与否，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文化 － 社会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文化 － 社会心理”层面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滞后性，是一种内隐性的过程，并没有随着“制度 － 技术”层面的市民化而一步到位，其最终的完成将是一个漫长的演化和再造过程。

认知、移情和行为三个阶段不是彼此独立和绝然分割的。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来看，这三个阶段是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的，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共同构成了新市民群体角色再造的内在机理。认知影响移情，移情影响行为，但是，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一个正面积极的认知会产生强烈的市民角色认同和情感升华，有利于培育一套健康向上的市民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角色再造。⑤ 但是，如果出现认知偏差，对市民角色产生消极负面的认识，新市民群体就会从情绪上抵制甚至排斥市民角色，偏离角色再造的轨道，造成角色冲突。而且，一旦形成角色冲突，新市民群体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缓解与调适，将会进一步反过来造成负面移情和认知障碍，使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陷入恶性循环的境地。认知准确、移情到位与行为规范是新市民群体角色再造的内在机理，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宏观制度规范的缺失、中观社会网络支持的乏力以及微观角色认同的滞后，新市民群体经常会出现认知偏差、移情障碍以及行为失范等问题，这都会无形中阻碍角色再造的进度，造成了角色再造的内在病理。

此外，在新市民群体角色再造的过程中，认知、移情与行为既是历时性又是共时性的，而且，历时性的过程需要共时性完成，历时性的问题要求共时性解决。这就使整个角色再造显得仓促、迫切，稍不注意，就会导致角色冲突、角色缺损，造成角色再造的失败，使内在机理演变为内在病理。内在机理与内在病理，一字之差，呈现的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图景。内在机理强调的是认知、移情与行为的有机协调，是新市民群体在角色期待、角色领悟、角色实践基础上的角色再造的过程; 内在病理则是指市民角色的认知偏差、移情障碍以及行为失范的过程，新市民群体陷入一种持久的角色冲突，既不是完全的“农民”，又不是充分的“市民”，而是停留在“农民”与“市民”之间的一种“准市民”的角色形象。新市民角色形象的建立，还需要经过认知、移情以及行为三个阶段的交互作用，实现“准市民”向新市民的转型，以最终实现角色再造( 见图 1) 。①

从根本上讲，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是一个新的角色形象的塑造问题，即新市民群体以何种形象融入城市。角色形象的建立是一个外显化的过程，对新市民群体而言，一个良好形象的建立，不仅需要将自我形象与公开形象有机结合，还需要将角色义务与角色权利有机统一，更要求新市民群体将角色行为与角色规范联系起来。同时，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形象，不仅仅停留在职业选择、空间分布以及户籍认证上，更深刻的体现为一种与城市生活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从微观层面看，新市民的角色形象是个体在认知、移情与行为基础上内在作用的结果; 从宏观层面看，则是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个体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是新市民群体试图超越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的一种角色形象再造。

有序推进大都市郊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完善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不能仅仅寄希望于新市民个人的努力。尽管角色再造是一种微观层面的角色转型，但是，微观的转型需要宏观的支撑，即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需要各种制度规范的认同与松绑，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束缚新市民行动的宏观社会结构。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与其说是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实现市民角色转型的过程，倒不如说是在国家意志支配下农业转移人口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选择过程。因为从角色再造的内在机理来看，无论是认知对象、移情通道还是行为选择，新市民群体都处于一种没有“选择余地”的选择境地，即只能这样选择或只有这种选择。真正最终决定新市民群体角色再造的并不是新市民个人，而是潜伏在其背后的那双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未来，为了更好地促进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保证其内在机理的有序畅通，可以发挥“社会”之力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与缺陷。而从认知、移情与行动三个方面来探析新市民群体角色再造的内在机理，不仅有利于全面理解城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完整过程，而且也有利于消除新市民群体角色再造过程中的障碍及其可能存在的诸多困境。

【作者单位】 教育部重点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