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互构论”视阈下社会复合主体参与及互构机制

郑杭生   尹雷

文章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提要: 以“社会互构论”为视角，重新审视我国当前的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形塑社区文化形态最重要的三股力量，国家、市场和社会这三者的关系结构在社区文化建设的互动中形成，又在相互选择的结果中不断调整。国家、市场和社会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已然形成了复合主体，这一主体功能的发挥需要各主体行为的良性互动和关系的合理调整。

关键词: 社区文化; 复合主体; 社会互构

社区文化是社区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是社区内的地域特征、人口特性，以及社区内居民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具体反映。美国社会学家桑德斯认为，社区文化包含在社区语言、文字、公共象征、知识信仰、价值体系以及有关行为程序中的惯例、规则与特定方式之中。社区文化可以代表一个城市的文化和内涵，并具有规范民众社会行为、凝聚社区居民合力的作用。在传统社区文化建设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主要以宏观视角对社区文化建设展开研究，更多地强调宏观制度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将政府作为主要的行为主体展开研究。但随着社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我们发现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市场和社会对社区文化建设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的发挥不像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以及各项制度一样从上而下的执行，而是注重从微观层面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发展起作用，而且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就理论而言，“社会互构论”从世界范围和现代性之全球化阶段的视野，从社会互构的理论视角来看待转型加速期制度性行动和非制度性行动的各种新现象，并对制度性行动和非制度性行动的互构关系过程进行研究、分析和阐释［1］。“社会互构论”更加注重分析多元社会行动主体间的相互型塑、同构共生的关系，从社会学基本理论和方法上对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行为主体的互构共变关系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并着重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经验事实进行研究和分析。以“社会互构论”作为理论基础，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现状。社区作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渗透着复杂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国家、市场和社会是形塑社区过程中最重要的三股力量。国家、市场与社会三大主体的关系结构是在彼此互动中形成的，又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优化，社区内部空间状况集中表现了国家、市场和社会在社区建设过程中的互动过程，而这一状况的最优化选择需要三大主体功能的优化配置和合理调整。研究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不能单纯分析单个行为主体的作用，采用“社会互构论”作为理论视角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一、多元行动主体建构社会复合主体

社会复合主体是指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创新行动过程中，多个不同社会主体的主体性组合所构成的一个新型复合性的创新主体。多个社会主体之间的这种复合性，是基于它们在实际生活过程中具有的行动关联性。这些社会主体在行动过程中相互关联和彼此形塑，增进了结构的凝聚和功能的融合，促成了社会主体彼此依赖、共存互生的整体性，使原本不同的多个主体转变为具有一体化组织效应的复合主体。就这种结构与功能特点而言，社会复合主体表现为一种新的“单位主体”，它既有别于通常单一的单位主体，又不再是多个不同的主体，而是由其复合成分基于内在联系基础上构成的复合主体，因而被视为一个主体单位［2］。从社会互构论的基本观点出发，政府、市场与社会最终构成了复合主体，这三者相辅相成，在作用过程中彼此影响，并互为条件、相互制约。这种复合主体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讲孕育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分工模式，这种模式内部具有很强的行动逻辑，使三者能够更好地发挥各自功能。在广东南海，作为“文化大南海”的重要内容，“关爱文化”一直以来都是南海文化的亮点。“关爱桂城”项目已成为南海社区文化建设的典型案例，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各部门之间形成的有效行动模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南海就是厘清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行动关系，通过调整三者的权利关系，寻找创新社区文化建设的新路径，探索形成新型高效的社会管理新体制，促进南海社区文化建设新格局的形成。纵观南海近年来的创新实践，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从行政力量的一元化管理或单一部门的碎片化治理转向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3］。

(一) 政府的公共服务型职能

我国现有的社会制度下，公共性是政府属性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区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重要特性。政府公共性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衍生含义，在不同的情境中也有不同的指向。在社区层次，公共性既是公共生活中的公共秩序和规则的体现形式，也是政治权力、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体现。在社区文化领域，政府的公共性强调的是政府通过制定各种公共政策，建立健全各种保障机制，明确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整体工作目标、方向和路径，并将其引导作用具体落实于促进市场参与和社会共建的社区实践。在社区文化构建中，政府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供给者，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的公共性职能得到了扩大和加强，社会化管理和民主政治不断深入，机构改革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全能管控型政府的形象也在逐渐弱化，但在现阶段，政府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型地位是不容改变的，这是由政府的公共性所决定。

城市社区文化是基于城市居民共同生活的需要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它不是天然存在的，也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人类在城市建设中主观能动性不断发挥而创造并积累起来的，同时也是社区居民共享的建设成果，是社区居民共同的价值观和语言知识以及其它有形物质载体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推移沉淀下来的，城市社区文化就是要为广大社区居民营造一个生活便利、环境舒适、邻里和谐的现代化文明社区。由于社区文化建设具有公共文化服务的属性，涉及政府各个管理部门以及社会各种力量利益关系的平衡。对于这一项系统性工程，政府在公共性文化服务职能发挥过程中，必须准确定位自身的角色，政府通过协调多元行动主体在社区中的关系来发挥主导作用，促使其公平竞争、协调发展，南海区在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出台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深入贯彻《“狮舞岭南·龙腾南海”文化发展行动计划( 2010—2015年) 》，着重加强社区人文关怀和加强社区教育疏导，以发扬“关爱”“孝德”“树本”“至善”文化为重点，构建现代社区核心价值观。此外，在组织领导工作上，南海区健全了文化组织领导机制，各级政府都统一成立文化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社区文化活动的计划和落实，并建立起区、镇街两级文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引导、协调和监督各项计划的实施。南海区政府健全了政策保障机制，制定了纲领性政策《佛山市南海区扶持文化产业发展试行办法》以及《促进南海区文化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文化引领促进科学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等系列配套政策。除了宏观政策的引导，为保障“关爱桂城”项目的顺利推进，桂城街道在机制、机构、基金、基地四大基础层面上成功搭建起关爱建设框架并实现有效运作。此外，南海区政府通过整合各个政府部门、各个社会组织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制的限制，减少各部门间职能的摩擦以及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冲突，发挥协调作用。由此可见，政府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职能应体现在间接地指导和支持上，这样政府在发挥其公共性职能时，不再是对具体服务的目标管理和行政干预，而是转变为主导、引导和协调的形式间接发挥作用。

( 二) 市场的资源调节式职能

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社区文化建设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既有公共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市场性，引入市场供给机制是必然的选择。市场与政府和社会相比，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市场作为一只“无形的手”覆盖着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公共产品领域，市场的引入可以增强公共产品供给的活力，提高供给的能力和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和社区服务项目的需求日新月异，传统的供给方式难以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引入市场主体参与后，居民的需求有了更全面的满足，供给的效率也显著提升，供给的成本也大幅降低。市场机制可以发挥资源配置的高效性来进行利益分配和均衡，将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带入社区文化建设场域，形成有效的竞争和约束机制，提升社区服务的质量，优化文化资源配置主体。具体看来，在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正常的的商业运行途径，将社区文化产品的供给交由市场组织去承接，政府只负责对项目进行引导和评估，运作过程完全交由市场组织和一部分社会组织去完成，最大限度地调动各部分主体的积极性，提升整体的社区文化服务质量。在“关爱桂城”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南海积极探索并引导鼓励私营企业以各种形式参与投资、建设或经营，可以以合同承包、特许权经营、政府补助、政府凭单等形式进行公私合作，推进社区服务组织的实体化和服务的产业化。

由于市场化运作方式强调竞争，这就促使社区文化服务的供给更加优质高效，外在的刚性竞争促进了市场主体内生动力的发掘。与此同时，市场组织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在承担政府和居民沟通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使其具备了效率与质量并存的特质，它能通过供求、价格、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推动资源的循环流动以及再分配，提高资源的使用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社区文化建设的有效力量之一。社会组织可以协助政府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承接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的部分社会职能，在此转出与承接的过程中，权利和责任更加明晰，让一些领域在市场化运作之中，既不损害政府公信力，又为群众实际解决了问题，同时有利于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

( 三) 社会的多元参与式职能

社会的社会性职能主要在于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中以扶危济困、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服务的提供、在环境保护和其他公益性事业上履行的职责，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在社区建设中，社会在社区中最主要的参与力量来自于社区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最主要载体，社区社会组织以其弹性、多元、科层较少的独特优势，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4］。社区社会组织的产生是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社区的概念从政府中逐渐剥离，现代社会自由和多元化发展价值在社区中逐渐体现出来，在民众满足于物质生活之后，社会需求和多元化利益格局促使社区社会组织不断兴起和发展，它吸引和整合丰富的社会资源，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文化需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服务管理中，通过举办公共文化活动，积极融入社区，同时及时把社区民众对文化建设的需求和建议集中反馈给政府; 这样既可以有效参与到社区事务的管理之中，为政府的社区文化决策提供参考，又对政府的社区行为形成一种外部制约。

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社区社会组织的形成一般具有自发性、草根性和公益性，它密切联系社区群体的利益和诉求，与社区居民密切互动，具有有效的信息收集和反馈能力，形成一个卓有成效的信息枢纽。南海充分认识到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在“关爱桂城”项目推动过程中，桂城街道出台《社会各界参与“关爱桂城”建设的指导意见》，在意见指导下，社会组织和各类文化团体迅速成长，并在文化建设的不同领域取得一定的成绩，但社会组织的长效运行需要有合法的身份和规范的标准，南海区政府积极探索放宽社会组织准入政策和登记办法，针对群众需求，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对有利于社会公益和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的社会组织给予大力支持并鼓励各类民间资本资助。在关爱桂城创益中心，桂城街道还专门针对社会组织的培育设立孵化中心，引导、帮扶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内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成长，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源加入社区建设，也推动了桂城义工队伍的迅速壮大。

再者，引入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可以使更多的专业社工进驻社区，并且不受政府行政指令的约束，可以有效提高社区文化建设的专业性，很大程度上为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缓解压力，满足了多元化的社区需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桂城街道积极探索“基金会资金支持专业化社工组织服务拓展，社工组织链接资源向社群提供专业化服务”合作模式，加大“关爱基金”对服务项目的资助投入，吸引更多专业社工组织落户桂城，并在载体建设、技术创新、品牌建设、管理培训等方面出台一系列奖励扶持政策，依靠这些政策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建立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多样化、文化供给种类多样的社区服务体系，将“关爱文化”真正在社区中得到传播和发扬。

二、社会复合主体创新“复合型”互构机制

在社区文化建设中，政府、社会和市场这一复合主体的“合力”共同构成社会文化资源配置的新机制，使三大部门对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同作用相互补充。这种集合了三大部门公共性、市场性、社会性三种特性的协作机制，形成社会文化资源配置的“复合型”机制。社会复合主体推进了政府在社区文化建设中介入和干预的规范化和合理化，避免了责任缺位与行动越位，有利于各种社区力量作用的正常发挥。社会复合主体也有助于明确政府行为的界限和底线，当政府介入的效果与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的作用相当甚至更低，即表明政府介入行为应当终止［5］。“复合型”机制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文化资源的社区合理配置，使各种力量发挥作用的实际措施更为具体化，实现社区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由此可见，社区主体关系是多种形式并存的，政府、市场与社会各自有着自己的优势和缺陷，任何一方都无法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单独进行有效治理，只有三者互补合作，在社区建设中职责适度、配权合理、分工合作，才形成总体优势，发挥整体功能［6］。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合理分工将逐步形成社区文化建设的复合网络，通过三部门间互补合作、互构共生的良性运作，必将提升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供给效率和服务质量，不断满足社区居民动态变化的需求，最终实现社区的和谐稳定发展。

当前形势下，如何使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的复合主体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既是社区文化建设的理论要求，也是探索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践目标。与此同时，我国的社区建设实践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探索形式。其中，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社区文化建设实践尤为突出。作为广东省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南海区在提升城市整体经济竞争力的同时，也注重提升地区文化发展的软实力，适时提出“文化引领”的发展战略。而文化引领战略的深层动力，就是源于“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共建”的指导思想和由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形成文化建设复合主体的合力。在南海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探索期，如何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将三者合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挥成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南海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社会复合主体的多元差异、自主能动与动态开放等特点，促成了不同社会主体间的共同行动，促进社区形成更加合理有效的资源整合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使经济运行、行政管理和社会效益统一于同一目标。

(一) 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形塑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提供了制度性条件和新的发展机遇。在社区文化建设之中，国家与社会作为策略性行为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既有冲突的可能也有合作共生的可能，显然，以合理的政治安排和法制体系容纳个体成员的特殊利益，促成和维护其与社会普遍利益的协调，是现代国家和政府的一项职责［7］，最终促成两者在相互影响中共同发展。在社区文化建设中，我们可以把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简化成相互索取资源、双方彼此共生的过程。因此，“以社区社会组织的壮大为代表的社区民主的发展并非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依靠美好合作意愿建构起来的理想化的多中心治理过程，只有基于共同利益的平等协商互动，才能实现政府和社会两方权力和利益的共同发展”［8］。政府在行使公共服务职能时，不可避免的需要社会组织的协助，也就是需要各种社会组织发挥部分公共管理职能，以实现政府的职能补充，最终达到社会的良性运行。在社区文化实践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已并不是简单地结构互动，而是在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各行动者间行为策略的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各个社区行动主体都能准确定位，合理分配职能，共同提升社区共同体的长效动力。政府作为社区文化发展制度的供给者，它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在社区文化建设之中准确配置自己的基础权力和强制权力。强制权力是政府的固有权力，是在政府部门之间约定的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强制性权力，在这一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不存在协商和让步的余地，而是直接作用于对象; 基础性权力更多的是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是政府主动关注社会生活，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以协商的方式与社会力量进行重新建构，以期达到一种合作的共赢，共同促进社区各项建设。而这种政府和社会的互动机制由于是协商和共享的关系，所以各建设主体可以将自身的利益进行有效的表达，并将这种表达与公共利益统一糅合在一种恰当的权利安排之中，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疏导社区文化资源，抑制不同利益群体的相互冲突，构建合理的社区文化氛围。

(二) 政府与市场的引导适应机制

政府和市场在社区文化资源分配中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公私部门的角色、责任、功能定位存在着一个合作体，其关系并非“零和博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已经逐渐从政府一元治理的社会逐步转为开放、动态与合作的多元治理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分隔走向交融，从矛盾互斥走向良性互动已经成为当今城市社区建设中的主要发展潮流和变化趋势。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针锋相对，而是建立一种合作共赢机制，通过有效的资源整合，政府和市场可以完成彼此之间的优势互补，共同促进社区文化建设。在这种新型的公私合作机制引导下，多元主体实现了有效整合，社会公共服务的生产者真正由政府交由市场主体负责，企业开始承担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在这种新型关系下，政府的职能得以释放，更多的引导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有效地形塑和建构市场，发挥其主导的控制力实现社区建设资源的合理配置。政府作为社会规范的制定者，同样也是社会规范的监督执行者，在引导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可以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鼓励、支持、引导企业投资社区文化建设，集合分散的社会资源完成较大规模的社区文化建设项目，并在建设过程中不断约束、归正市场主体的公共职能，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综合考虑，着重引导企业实现社会效益的同时完成经济效益的实现。企业的发展除了有先进的技术为指导、科学的管理为支撑还需要有良好的社会公信力，而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以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使企业拥有强劲的文化软实力和长久的社会竞争力。此外，由于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平等性，市场主体也有其自身的利益表达，在政府形塑和建构市场主体时，市场主体也可以随时表达自己的意愿，并通过一系列有效地改革重塑政府的职能，完成政经分离等形塑和重构政府的职能。政府和市场之间这种相互影响制约、相互建构和重塑的关系，使两大行为主体长期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形成共融性的利益主体，可以更好地推动社区文化建设，完善社区文化建设的新机制。

(三) 社会与市场的共享互惠机制

在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社会和市场有着独特的互构路径和逻辑。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市场建设主体的企业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便是其中之一。在参与社区公益事业的过程中，市场必然要与各种社会组织建立紧密合作的互动关系。企业可以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而社会组织则可以对企业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支持和知识经验的传递，二者可以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形成共享互惠的合作机制。通过这种良性的互动机制，社会组织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和发展空间，从而提供更有效、更专业的社会服务，企业也可以行使自己参与社会建设的职能，提升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和长效竞争力，二者在彼此型塑和互构过程中形成社会组织加强社会影响，市场主体增强竞争优势的良性互动机制。当然，由于社会组织和企业的观念、性质、发展程度并不相同，二者的合作方式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当然，由于社会组织和企业的观念、性质、发展程度并不相同，二者的合作方式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

三、小结:“复合型”互构机制促进社会良性运行

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中，和谐社区的建设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心理认同和文化认同既是社区建设的前提基础和内在动力，又是社区建设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社区建设就是社区文化建设，在社会转型期，社区居民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强调社区文化建设更是大势所趋［9］。社区文化建设的社会化运作模式强调主体的多元化，不是仅包括政府，而是由政府扩大到社区自治组织、各种非政府组织、辖区企事业单位以及社区居民等，它们通过平等参与机制，面对面的协商，进行互动合作，共同推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如何在社会差异之中增进集体认同、在价值多元时代实现成果共享，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10］。以南海的社区文化建设经验看来，在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政府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区发展具有导向性作用，扮演着宏观指导与间接管理的角色，它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可以指导社区文化建设和居民自治科学合理地进行; 市场作为供给主体可以弥补政府公共职能的不足，提高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市场机制可以通过利益分配的方式，形成良好的社区文化竞争氛围，提升社区的社会资源配置水平，使社区文化资源的发展场域更加合理和高效; 作为社会力量的社区社会组织则代表了社区相关群体的利益和愿望，与社区居民关系紧密，可以提供丰富的社会资源，满足社区居民的各种文化需求，具有有效的信息整合和反馈能力。这一自主自治的网络要求多元复合主体都要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依靠各自的优势和资源，通过对话来增进理解，确立共同目标并相互信任、相互鼓励，共同承担风险，最终建立一种社区文化建设的运作联合体。

由此可见，在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国家、市场和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参与主体，而实现这种复合主体间的互构与合作，正是“社会互构论”在现实文化领域的实践和应用。从现实发展来看，中国特色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质就是要通过制度创新，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社区制度的各个方面，实现文化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和平等［11］。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形成三大主体合力共建社区文化建设的新机制，实现社区建设中三大部门不同功能的互补，也是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践目标和理想期待。以“社会互构论”为视角对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进行分析，厘清国家、社会、市场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以及三者间互构合作的动力、基础和主要模式，并以广东南海的实践为例，总结和发展我国新时期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践模式和运行机制，不仅有利于延伸“社会互构论”的理论应用、丰富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相关理论，也有利于更好地探索和发展我国未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践，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构建。

参考文献:

［1］［7］郑杭生，杨敏． 社会与国家关系在当代中国的互构———社会建设的一种新视野［J］． 南京社会科学，2010( 1) ．

［2］［5］杨敏，高霖宇． 社会互构论视野下的民间力量与社会和谐［J］． 天津社会科学，2011( 2) ．

［3］郑杭生． 总序，多元利益诉求统筹兼顾与社会管理创新—来自南海的“中国经验”［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2．

［4］张明． 论第三部门在社区建设中的功能［J］． 江海学刊，2001( 6) ．

［6］陈伟东． 社区自治———自组织网络与制度设置［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8．

［8］雷茜． 城市社区建设中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互构［J］．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6 月．

［9］汪赛清． 论我国城市社区文化的兴起和建设思路［J］． 求实，2002( 7) ．

［10］杨敏，郑杭生． 社会互构论: 全貌概要和精义探微［J］． 社会科学研究，2010( 2) ．

［11］郑杭生． 中国特色社区建设与社会建设———一种社会学的分析［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11) ．

作者简介: 郑杭生( 1936—) ，男，浙江杭州人，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及应用研究;

尹雷( 1984—) ，男，山东日照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