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前沿速递（56）

本期介绍《美国社会学评论》85卷第6期的4篇论文，它们分别关注了组织成员绩效评估中的性别差异、拒绝接种疫苗行为呈现空间集聚现象的原因、美国城市中由日常人员流动联系起来的社区邻里与暴力事件的关系，以及认知权威作用于个体态度改变的机制等这四个方面的议题。

1. Correll, Shelley J., Katherine R. Weisshaar, Alison T. Wynn, and JoAnne Delfino Wehner. 2020.“Inside the Black Box of Organizational Life: The Gendered Language of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6): 1022–1050.

打开组织生活的“黑箱”：绩效评估中语言的性别差异

为了消除性别和其它先赋特征所带有的偏见对绩效评价的影响，在招聘和晋升的过程中大多数组织都采用正式的行政程序。先前的研究表明，负责执行正式程序的管理者是影响这些程序发挥减少偏见作用的关键因素，但是研究者们无法观察到管理者做出评价的具体思维过程。这一研究开始关注管理者对员工行为进行解释和评估的意义建构的过程，利用一家500强科技公司的管理者对员工的书面评语和数值评级数据，通过“关注与评价的社会认知加工模型”这一理论模型，解释了性别观念如何以及何时建构了管理者的评价，回答了管理者会关注哪些特定的行为以及怎样评价某种行为的问题。在对绩效评估的评语进行语言编码后，一方面，研究考察了管理者在关注员工行为的具体方面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另一方面，研究考察了在这些评语与数值评级之间的相关性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通过对88种语言属性的分析，这篇文章揭示了在哪些方面性别影响了管理者的评价，同时在哪些情况下评价过程以性别中立的立场进行的。例如，男性和女性同样可能被描述为“具有技术能力”，但女性比男性更常被认为过于激进，而男性则被认为过于软弱。此外，一些评价对男性员工的意义比女性更大，比如“有责任心”，这一特征与男性的最高绩效评级显著相关，但与女性的绩效评级则没有显著相关性。

2. Estep, Kevin, and Pierce Greenberg. 2020.“Opting Out: Individualism and Vaccine Refusal in Pockets of Socioeconomic Homogene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6): 957–991.

选择退出：社会经济同质化街区的个人主义与拒绝接种疫苗的行为

在美国，麻疹以及其它高传染性疾病的病例正在不断增加。公共卫生专家将这一增长部分归咎于父母通过申请"个人信仰豁免（personal belief exemptions，PBEs）"的方式拒绝给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研究者发现这一现象呈现空间集聚性，然而却不知道为什么这种集聚会发生在特定的社区，即现在缺少一种关于地方的社会学理论，来解释哪些地方支持接种疫苗，哪些地方选择拒绝接种疫苗。我们认为，选择住宅和学校的过程创造了“社会经济的同质性街区（pockets of socioeconomic homogeneity）”，它们是与不太富裕地区相邻的较为富裕的飞地。正是这些社会经济的同质性街区吸引了倾向于选择不接种疫苗的家长，因为选择居住在这一街区和倾向于选择不接种疫苗都与他们“选择退出（opting out）的个人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相关。在这些飞地中，与其他个人主义父母的高频率互动可能会降低因选择退出而受到严厉批评的可能性，而这些飞地的突出社会边界会培养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使选择不接种疫苗看起来既安全又为社会所接受。对加州基于学校的疫苗接种要求的个人信仰豁免申请(PBEs)的数据进行检验，以及对家长的访谈，都在实证的层面支持了这一理论。同时，文章也讨论了这一发现对公共卫生政策的意义，以及对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和住宅分层相关研究的意义。

3. Levy, Brian L., Nolan E. Phillips, and Robert J. Sampson. 2020.“Triple Disadvantage: Neighborhood Networks of Everyday Urban Mobility and Violence in U.S. C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6): 925–956.

社区劣势的三重维度：美国城市中日常流动的社区网络与暴力的发生

社区邻里（neighborhood）是美国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核心要素。之前关于社区效应的研究通常仅关注个人或家庭所在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时也可能包括相邻社区邻里的情况。但这种定义，要么假定了居住条件是对社会福利和生活机会产生背景效应的唯一来源，要么假定个体的活动范围不会远离自己的社区邻里。显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这篇文章将社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社区劣势（neighborhood disadvantage）”发展为三个维度，即一个社区对个体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条件，还取决于来访居民所在的社区和本社区居民所到访的社区的条件，以及通过日常城市的流动网络形成的联系。这一研究通过从近40万Twitter用户在18个月内发送的数亿条推文中估算出日常城市流动的地理编码模式，构建了基于日常城市流动的“社区劣势”的衡量标准。研究通过分析美国37个大城市的近32000个社区和9700起谋杀案，发现在调整了传统的社区与暴力相关的因素、与劣势空间临近程度、之前的凶杀案和城市的固定效应后，三重维度的社区劣势（triple disadvantage）能够独立预测谋杀案。与传统方法相比，三重维度的社区劣势不仅是一个更强的预测因子，它还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居住社区劣势与凶杀案之间的关系。反过来，潜在的机制，如社区毒品活动、人际间的摩擦和枪支犯罪的流行，也解释了三重维度的社区劣势和凶杀案之间的大部分关联。这些发现表明，结构性流动模式是社区三重优势（劣势）的重要来源，这会对包括犯罪、社区能力、士绅化、流行病传播和种族不平等多种现象产生影响，。

4. Rawlings , Craig M.. 2020.“Cognitive Authority and the Constraint of Attitude Change in Group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6): 992–1021.

认知权威与群体态度变化的约束

个人对某一事物的态度是否受到对其它事物态度的约束，以至于很难在不改变其它态度的情况下改变一种态度？当前由于对现实世界环境中态度变化的纵向研究还不充足，我们还不清楚个人是否存在连贯的态度系统，以及如果存在，这一态度系统及相关约束如何产生。本文认为，群体可以通过认知权威（cognitive authorities）内生地产生态度约束（attitude constraint）。在群体中，认知权威明确地将对不同事物的态度联系起来，并让成员产生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感觉，从而促进了人际间的态度影响。利用对某些事物有明确态度的社群成员的人际情感关系和态度变化的数据，本文发现认知权威能够通过两种机制来约束态度:(1)当态度和情感的关系错位时，成员间的人际关系会紧张(即平衡机制)；(2)社会影响过程会导致个人态度趋向与群体态度系统一致 (即约束满足机制)。这些发现表明，仅仅先前基于人际传播或由个人认知一致性驱动的态度改变模型，忽略了群体结构对个人感受和想法的重要影响。